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加强与全球化进程的渐趋深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着新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如何完善中国国家治理乃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无疑是当前的时代主题。回望历史，重审近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及其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过程，或许能为当下提供有益的参照。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办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学术圆桌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讨。中心多位研究员参与圆桌会议并作为主讲嘉宾发言。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主持此次会议，此次圆桌会议特邀清华大学王建朗教授、四川大学汪朝光教授、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金以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俊义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杜继东研究员、中心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董丽敏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洪庆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徐茂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侯中军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宋佩玉教授等作为主讲嘉宾。
陈恒教授在主持中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这一主题的意义。他指出，从历史看，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其间经历的磨难挫折，值得回顾总结；从现实看，今天中国的发展如何影响世界秩序，是国际瞩目的焦点，学者需要作出回应。特别是在原先大家一致看好的全球化进程突然中断的情形下，反思显得尤为必要。陈恒举例说，全球化进程的中断，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各种此前难以想象的疾病与症状出现，如排外仇外的种族主义、极端傲慢的民族主义、自以为是的民粹主义、警察国家的专制主义、炫耀夸张的性别主义、否定科学的反智主义等等。在此背景下，讨论这一主题，既有历史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甚至还包含了对未来的想象。
之后，与会学者围绕“近代中国与世界：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这一议题进行了发言。如王建朗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展开。汪朝光教授从主题、维度、方式、实践、展望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问题。金以林研究员从“毛泽东、蒋介石如何应对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一议题切入；杜继东研究员认为国家治理是值得进行学术层面研究的议题，历史学界应有所作为等。
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以上海为例，从地方经验回应了圆桌会议的议题。今年是上海开埠180周年，他认为这180年的上海历史，大致可以分成四段，其间贯穿着“从开埠到开放”的线索。第一段大致是1843年至1893年，也就是开埠50年的历史。1843年11月8日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福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到达上海，宣布17日开埠，从此上海的命运发生转变。以往关于这一时段的历史叙事基本围绕“殖民化”展开，苏智良尝试提供这之外的历史解释。他指出，江海关的历史可能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线索。1843年外国商船在外滩停泊，洋人抱怨去江海关不方便，上海道台于1843年11月17日设“盘验所”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岸，外国船只来上海做生意，进港需要查验。
上海能在中国的近代化中领先，港口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段则是首位城市的魔力，大致是1894年至1937年，是大规模城市迅速发展的历史。结合历史与现实，苏智良指出，上海长期在国家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就历史而言，如1909年2月，在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召开了13个国家参与的“万国禁烟会”，这称得上中国近代第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全球性的禁毒就从这个会议开始。再如上海公共厕所的历史，上海最早没有公厕，因为租界需要建立一些公共设施，因此才有了厕所。由于起初出门活动的基本都是男性，一开始未写明男女厕所，随着西方女性的增多，逐渐出现男女分厕，这又涉及厕所管理等问题。在近代化过程中，上海经验逐步推广到长三角地区，再流向全国。谈到当下现实，苏智良简要列举了上海所取得的成就，如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浦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及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等。他最后强调，地方问题治理的经验，也能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方案，与全球治理体系等重大问题相关联，要注意把握其中的关系。
董丽敏教授认为，国家治理不仅仅一个是学科前沿的话题，尤其需要注意到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诉求。谈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及二者的关系，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就是要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为前提，需要追问中国如何以新的角色身份进入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由此才能去追问中国治理经验与世界治理格局之间如何兼容、互动。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相关的知识更新诉求才能被进一步地被在地化处理。更具体地，这一问题或可以置换为：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治理经验怎样和全球治理体系相互动？董丽敏从几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意识可能生发出的议题：一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理念与科层制治理方式之间的张力关系。二是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的关系问题。三是特殊人群治理问题。因此，她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将既有的国家治理实践经验梳理清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些能够贡献给未来世界的精神性、价值性的遗产。而总结这些经验，需要在跨学科的视野中，由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一起协同推进。
洪庆明教授从期刊主编的角度出发肯定了这一讨论主题的意义。他认为，学术期刊的基本任务就是呈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考，围绕这一主题的相关讨论显然与此旨趣契合。同时，作为世界史研究者，洪庆明认为应该注意西方不同历史道路之间的差异性。宏观地看，西方的政治体制、工业化、政治文化信仰建构，是西方近1000年历史积淀的结果，大趋势相似，但其中亦有不同。如英国渐变的现代化道路与欧陆革命道路的不同，再如法国与美国在总统制上的差异。把握这种不同有助于理解中国的道路模式。回到中国自身，他认为，在谈论“中国式现代化”时，首先对概念本身应有反思。其次需要考虑，古今先贤追求进步的过程多有顿挫，然而何以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背后的机制究竟如何。最后，他强调历史学者必须具有前瞻性眼光，需要考虑未来世界的走向。
徐茂明教授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讨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具有很好的现场感与历史感，并由这一主题延伸讨论了海派文化的形成与特征。在他看来，海派文化正是中国与西方互动的产物。在梳理海派文化形成过程的基础上，徐茂明认为，海派文化主要具有现代性、本土性、兼容性三大特征。他强调，海派文化的现代性既有江南文化传统理性的内源因素，同时也有上海开埠以来西学冲击的外源因素；同样，海派文化的本土性也是兼具传统延续与西学自身反思的因子。说到底，海派文化作为上海城市的精神特征，是上海与世界持续碰撞、互动、融汇的结晶，人们对海派文化的评价与时俱进，实际上也体现了上海乃至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与自信心的增强，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摒弃晚清士大夫的敏感、戒惧和自卑，以自信、平等和理性地看待世界的眼光与勇气，积极拥抱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文化。
（来源：澎湃新闻2023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