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儒学”，什么是“都市文明”，这两者的关系又如何，一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知的，这些一时很难讨论清楚。只能存而不论了。我姑且顺着林语堂先生关于儒家和道家的比喻来发表一点议论。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从中国历史上看，大多数儒者读书最终是为了做官，他做官的目的不管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好，还是为“黄金屋”，“颜如玉”也好，只能身在都市，属于“都市”文化。所以林先生说儒家是“都市文明”是不错的。道家的老子也做过朝廷的史官，但他最后出关，自然是到田野去了；庄子更是要求“鱼相忘于江湖”，要求回归自然，当然应是田野哲学了。但是，似乎也不可一概而论。关于陶渊明属儒家或道家就颇有争论，陈寅恪先生似乎认为他是道家，而朱光潜先生则认为他更近儒家。这且不论。魏晋名士之著名者尝主张“身在庙堂之上，而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他们当然都是身在都市当官作老爷的，而精神境世界又是“超都市”的，所以乐广说：“名教之中自有乐地”。在中国历史上，儒、道虽有差异，可落实到一些士大夫身上也，往往表现为“儒道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概文化总是在互动中变化着。为什么会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作为士大夫也许有两个因素对他们成为“都市文化”或“田野文化”影响较大，一是遭遇，或在朝或在野，都能游刃有余。二是地域，李悝虽为子夏的弟子，吴起本来是曾子的弟子，无疑受到儒家影响，但他们作魏文侯的将相，三晋是四战之地，又因其时战争频繁，不会不影响到他思想的变化，成为法家的先驱。可见重内在心性的“仁学”也可以通向重规范的“法治”，这中间的过渡，应该是“礼”吧！虽然由于地域不同，而影响着不同地域儒家文化有若干差异，所以有儒分为八之说，然由于儒家和先秦其他诸家不同，它自觉地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无论大传统、小传统自汉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其“礼教”（名教）已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袁宏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朱熹说：“尽己”为“忠”，“推己”为“恕”，这些对中国都市文化和田野文化都是做人的共同道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这些传统在“造反有理”的指导下被粉碎了。一个传统被无法无天地摧毁了，再要恢复这个传统是非常困难的。目前我们社会上的种种弊病不正是因为对传统的不分青红皀白无情扫荡的结果吗？现在要建设都市文明，就要认真考虑如何接继儒家传统美德，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为朋友谋而不忠乎”，要讲“诚信”，“诚信”就是“忠”。“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要对父母感恩，这就是“孝”。我认为，在中国无论都市或田野都应如此，这就是“礼”。从国家讲应是“以法治国”，从社会讲应是“以德育人”。“法治”是带有强制性的，而“德育”要有自觉性，这得靠长期养成的。费孝通先生对于孔子的“克己复礼”有个解释，我认为很好，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要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克己”是要对自己有个做人的道理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进入社会，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就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一向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要求的关系：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当然这些双向要求的内容随时代而有所变化，但互有要求应该是合理的，这样社会才能“和谐”。今天，我们要求建设“和谐社会”，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互有要求的关系总是应该的。

儒家追求的无疑是“治国平天下”，这大概是属于精英文化。精英文化能不能与大众文化相互沟通？我认为，也许又能，又不能。大概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老百姓都去“治国平天下”吧！如果要求所有的老百姓都来“治国平天下”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儒家特别重视“教化”的功能，可以通过“寓教于乐”以实现其理想。我们不妨设想，把儒家提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在其中贯穿儒家“礼乐”文化的精神，让老百姓在古代的日常生活中体会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这也许是可能的。但也不能认为儒学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样反而会糟蹋儒学。让儒学更多地发挥它可以担当的功能吧！

                                          200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