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会英语几乎就像囊中羞涩一样，所以“李阳疯狂英语”畅销不衰，李阳巫术般的演讲激动了学生、商人、士兵，排山倒海的听众跟着他用英语一齐喊：“我热爱丢脸！”据说大声地、不怕丢脸地讲英语是他的英语学习经验，李阳自己就是藉此从一个英语不及格的自卑学生变成了中国民间的首席翻译，而他的抱负是让三亿中国人开口讲英语！1999年，电影人张元为他专门拍摄了一部成功的纪录片《疯狂英语》，李阳的演讲场面犹如崔健的摇滚现场，英语的魅力被无数听众声嘶力竭、捶胸顿足地放大了，那个英语传播狂人的事迹在世界的各大传媒出没，学习英语！学习英语！

    真的，整个世界都在疯狂地学英语，学一种如同汉堡包那样简便的英语。而中国的新东方学校正令人艳羡地配制着英语巨无霸。新东方向全中国的莘莘学子允诺托福允诺GRE的百分百突破，“新东方单词”、“新东方语法”、“新东方阅读”大肆地走进书包，取代了莎士比亚取代了乔伊斯。没有什么能阻止这种汉堡包的繁殖，因为它容易到手，而且实用。在这种产品身上，有两个时髦重要的主题汇合了，一是全球化，一是在地化。但是，就像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小世界》（Small World）里说脱衣舞那样，当我们接住英语世界抛过来的一个眼神或一根腰带时，我们便自以为拥抱那个英语世界了。不是这样的。英语汉堡包绝不像它所宣传的那么感人那么纯洁，它是狡黠的，也是有伤害的。“万恶的英语”以强势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改变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格局，虽然文化的国际性接轨有着让人无比兴奋的一面，但是文化的移植无疑是严格受制于全球化经济秩序的，利润与文化的亲密共谋推广的是英语快餐文化，伟大的英语文学传统却被卡在海关了。

    这一切都已经真实地发生了。当互联网、汉堡包和好莱坞以无法抵御的力量进军世界的各个角落时，英语的通货膨胀时代也随之降临了。传统英语世界里的很多词失血了，不再能够用于交流，新的犹如电报密码一样的英语单词和英语语法在网上流行，牛津剑桥的文学教授研究了一辈子的英语在互联网上失声了。就像巴巴拉·沃拉芙（Barbara Wallraff）在她的文章《英语能征服世界吗？》中说的，“当英语作为一个整体变得越来越复杂之时，典型的操英语者的语言经验却正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化。”所以，英语的全球化导致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即是说，当两个人用英语来进行超出互联网基本词汇的交流时，英语就不一定是有效的语言了，他们就又变成初民一样，需要借助于身体语言。我们用英语跟机器交流得越多，我们对语言的要求就越简单；同时，英语也就更加贬值。这些，一半是英语在各民族凯旋时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一半也是全球化的无情勒索。

    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学和电影对于那些中英夹杂的留美留英博士多有讥讽，比如钱钟书的《围城》、曹禺的《日出》都对这些人有过漫画式描绘，这些作家在力图守护中文的纯粹时，也守护了英文。说起来，中英夹杂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当我们只会用英语吐出“我爱你”的意思后，我们无疑忽略了“I love you”这三个字对英语的促销，而英语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以，比如中文的通货膨胀为前提的，“伊妹儿”（email的中文音译）这样的词不就象假钞一样无意义吗？现在，互联网在以更快的速度发行并更新它的英文货币，全世界都被迫使用这种粗俗但便捷的东西，它夺走了语言的记忆和岁月的芬芳，因此它也不可能经历读者的心跳和眼泪，没有诗意的接触，也无所谓死亡。最多就象早年在中国发行的大量袁大头伪币一样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

   这一切，让我想起传媒对石黑一雄的一次访谈，《纽约客》记者说他的写作完满地结合了“从奥斯汀和狄更斯以降的英国传统和当今全球文化”，问他是如何把英文写得比当代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地道，他低下头，说他其实有一个永难愈合的童年创伤：“不管我现在说着多么好的英文，我总无法忘记五岁那年，刚到英国，为了成为一个英国小男孩，我需要多么艰辛多么谦卑地去学习周围人的发音。”英语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