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孙家正部长提出关于开展城市文化问题研究的建议，并希望在今年由文化部门与建设部门合作，共同召开一次关于城市文化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引起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关注，将讨论引向深入。这一建议得到了建设部的积极响应，文化部、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的相关部门已经着手会议的筹备工作。笔者仅就新时期城市文化面临的形势，以及当前开展城市文化研究的意义作了初步的分析，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1 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城市文化问题
1.1 “矛盾凸现期”遭遇“城市化急躁症”
世纪之初，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国，都是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世界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了城市，在全球范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也是从这时起，我国脱离了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城市化具有加速性。“美国学者诺瑟姆（Ray M.Northam）1979年提出的城镇化S形曲线所揭示的加速期。该曲线有两个拐点，第一个拐点是城镇化率从低到高，也就是城镇化加速期所形成的。如我国1990年至200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第二个拐点是城镇化率的变化从快到慢所形成的。当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镇化基本处于饱和状态。据世界银行统计，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1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30%时，城市化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也就是第一个拐点——从慢到快。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①。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进入了走出低收入国家而向中等收入国家前进的新时期。2006年，我国第一次在新的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城市化率的目标。即2010年达到47%，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8个百分点，“相比1995年以来的每年1.43至1.44个百分点的超高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目标速度。世界城市化一般的年均增长速度在0.3至0.5个百分点”②。有关学者认为，这个时期往往可以称为“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现期”。同样的发展阶段在其他发达国家往往需要30至5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在我国城市，这个阶段时间过程短，建设强度大，投入密度高，因此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各类矛盾非常集中、异常激烈。
近些年，各地政府对城市化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并且一提到城市化水平，就会以城市化率作为衡量标准，甚至将城市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存在着片面的城市化率决定论，以致出现“城市化急躁症”，追求城市化率的高速度增长，提出各种不切合实际的城市化发展目标，认为城市化到了什么程度，经济就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城市化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出现过的种种弊病，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人们一般认为：“城市化，是由于城市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长而引起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社会进步过程。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是城市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因而城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高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基本指标”③。实际上，答案并非如此简单。从表象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的现象，实质上城市化所带来的最主要问题，已经不完全是城市物质环境或体形空间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和环境的问题。城市化水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百分比数字。单从科学研究和理论架构上说，就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建筑、城乡规划、能源材料和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吴良镛教授指出：“‘城市化’虽然带来了人口集中、产业集聚、文化中心的生成等积极要素，但同时也要保持警觉，‘城市化’并非一路凯歌，‘城市化’也是众多问题之源”④。城市化加速进程对应城市建设的高峰时期。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移居城市，人口过剩和城市短缺成为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矛盾，由此引发城市“摊大饼”式地无限蔓延，造成对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以及对能源、生态的巨大压力。1995年年底，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在为《城市化的世界》一书作序时，忧心忡忡地写道：在我们即将迈入新的千年之际，世界真正处在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
1.2 “源远流长”是城市健康的持续发展之道
我国城市化的浪潮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作用的结果，它不可抗拒，也不能阻止，只能通过科学发展观进行正确引导，去其弊，扬其长，才能保证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我国仅用了25年时间从沿海向内地初步形成了现代城市格局，而类似的城市化进程，在西方差不多经历了三四百年时间。如果没有对城市文化、城市建设研究过程的积累，如此疾风骤雨式的建设和发展，要想不出现偏差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恰恰缺乏这种积累的过程以及过程的积累⑤。如今，面对城市化加速进程，城市文化成为人们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
城市文化从城市诞生之日起，经过长期历史过程，在原有基础上不断积淀和发展形成。城市文化忠实反映城市发展脉络，有着多种内涵和表现形式。一座城市能够延续和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延续。城市不仅体现着它所具有的物质功能，而且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如何发展城市文化？如何保护文化遗产？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尖锐地提了出来。城市文化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处境之中，文化遗产有迅速、大规模消亡的危机。周干峙教授认为：“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之‘源’，城市化是发展之‘流’。我国城市应当‘源远流长’，才是健康的持续发展之道”⑥。事实上，城市化的各个因素都与城市文化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也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方面面。因此，要用新的先进的城市文化理念引导城市今后的发展，不断丰富城市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涵，找到属于城市自己的文化发展路径，努力创新和发展属于城市自己的城市文化。同时，城市文化也要善于研究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经济学研究中普遍认为，人均GDP3000美元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临界点，也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均GDP3000美元不仅标志着城市经济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而且也预示着城市发展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并进入相应的转型期。2005年以后，我国东部地区相当多的城市，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城市也接近或超过了这一指标。明天，我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遭遇转型的挑战。这一时期，城市居民的需求层次由发展型向享受型过渡，住房消费、私人购车出现爆发性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势头强劲，劳动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孙家正部长曾说：“有一个哲学家讲过‘一个人在饿肚子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吃饱饭以后便会生出许多烦恼。’第一个烦恼是生存的烦恼，在生存当中食品非常重要；第二个烦恼是发展的烦恼，解决发展的烦恼，文化很重要”⑦。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我国城市集聚规模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各类“烦恼”也就逐渐呈现，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问题愈加突出。20年来，我们的城市在经历了住房、交通、环境等几大难题之后，下一个难题将是城市的社会问题。⑧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大规模的所谓“旧城改造”运动，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众多历史性城市的原有面貌。城市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交流、西方模式的示范、城市功能的趋同等，都大规模地泯灭着城市的独特性。如何成功跨越转型期这道门槛，关系到城市未来的发展质量和水平，是横亘在每一个经济发展达到此阶段的城市面前的新挑战，而跨越门槛，战胜挑战的核心力量是城市文化。
1.3 城市文化成为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核心问题
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之前，不同地区的城市历史是自然地、渐进地发展的历史。城市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发展过程的规律性，物质形态的城市建筑、自然景观等的变化也是缓慢的。同时，在城市中一些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则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它们的产生和消亡有比较自然的历史过程。城市由于不同时期功能的需要而发生着绵延式的变迁，在一般的情况下，其他文化的影响不足以改变整个文化的整体面貌，大多数地区、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鲜明地表现在城市的一切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形态上。但是“全球化的浪潮将吞噬和同化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城市将丧失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丧失它最珍贵的‘精神血液’。这又是一场人文领域内的城市灾难，也是一种人文和精神意义上的生态危机”⑨。面对历史建筑被拆、传统风貌被毁、文化环境被破坏等一系列严重事件，一方面体现了部分城市决策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盲动无知，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城市文化面对城市化提出挑战的应对能力不足。这一时期，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最危险、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今天城市文化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增加城市这个容器的消化能力，同时又不让它变成非常庞大的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大团块。如果不进行区域范围的或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改造，单单要在大都市核心区进行城市更新是不可能的。⑩”因此，从“以旧城为中心发展”走向“发展新区，保护旧城”；从“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走向“历史城区整体保护”；从“大规模危旧房改造”走向“循序渐进，有机更新”，正确处理好城市化发展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关系，对于今后我国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城市化是世界性的潮流，我们需要研究和借鉴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找出城市文化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方法。
实际上什么是“城市化”，是一个具有多维特质的概念。正因为城市是一个展示着人口的、经济的、地理的、社会的以及人类的诸多特征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因此对于城市化现象及发展过程的理解和考察也必然是多视野、多层次、多角度的，不能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简单化，仅仅着眼于个别问题，而应当从整体的角度入手，从城市文化方面系统地加以研究。城市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摆脱不了经济基础的影响。在现实中由于经济地位的悬殊，不同城市在文化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也必然错综复杂。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中所指出的，“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缠绕在一起的实践中，阐明文化的一种目的感——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由文化所创造。每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城市文化作为城市精神和创造力的历史凝聚与积淀，具有施加广泛影响的功能，能够让人们接受良好的道德规范及生活方式。此时，城市文化体现在诸多方面，如市民的文化意识、建成环境的文化内涵、进城农民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熏陶等。尽管实现全面小康生活的指标体系比较复杂，但是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两类指标。物质生活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逐步达到小康社会指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文化生活的指标就相对抽象、比较复杂，要真正实现难度更大。这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决定的，因为人们对文化形式的认同不同，文化生活的需求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价也不同。因此，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关键是文化生活的进步。
城市文化是人类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大城市的繁杂格局中统一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充分维护和发展城市中各个区域、各种文化、各类人群的多样性和各自特性。其实，城市化率高不等于城市化的水平高。衡量一个城市的优劣，首先要考察这个城市是不是拥有更大的综合实力，要考察这个城市能不能为市民提高生活质量，考察这个城市能不能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发展机遇。城市不仅要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为人们身体的栖居提供物质的场所，还要为人们心灵的栖息提供精神的空间。以人为本就是要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对于正处于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每一个城市来说，城市自身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文尺度和文化特色，应该是每个城市决策者在“热发展”中的“冷思考”。任何违背人的全面发展的想法、做法，都是与城市追求的终极目的相违背的。遗憾的是，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改变了众多历史性城市的空间结构。在一些情况下，城市成为良好人居环境和人性化文化空间的对立面。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长时期形成的城市化滞后的状况，不能要求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循序渐进的城市化过程应当更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加速城市化发展必须在满足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同时要防止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城市化发展目标，人为地建设城市，靠长官意志推动城市化进程。如果处理得不好，本应造福子孙的城市化进程，将会蜕化为毁坏文化积淀与城市遗产的短视之举。（未完待续） （作者为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
2 文化遗产保护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文化问题
2.1 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轨迹
世纪之初，人们对于文化遗产概念的认识不断发生着变化。我国具有保护古代遗存的悠久传统，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收集、研究和刊布金石铭刻就已经形成学科，文人雅士则热衷于收藏“古董”、鉴赏“古玩”和研究“古物”。20世纪初，通过对古代遗存发掘和研究而重建古代历史的现代考古学带来“文物”的概念，从此，古代遗存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得以不断揭示。从保护宫殿、寺庙和石窟寺等文化艺术精品，发展到同时注重保护古遗址、古墓葬和历史纪念建筑物等反映人类发展历程的重要文化遗存；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发展到同时注重保护建筑物群及其周围的历史环境。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又将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纳入法律内容，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起单体文物、历史地段、历史性城市的多层次保护体系。“国际遗产概念的扩大化和深刻化以及遗产保护的全球化，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最富有历史智慧的行动之一。我们距离建立一个包含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在内的统一的广义的文化遗产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发布，这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的政府文件，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转型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文化遗产应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无论在保护的对象和范围方面，还是在保护的手段和措施方面，文化遗产的概念应具有更为深刻、更为丰富的内涵。总体来说，文化遗产保护意义从对艺术品的欣赏行为，到对“文物”的保护，进而扩展到保护“人类共同继承的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从文物本体扩大到历史环境，从“建筑遗产”扩展到“地区遗产”。
近几年，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传统保护对象的概念认识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要素的遗产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遗产”、“文化景观”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近日“杭州西湖·龙井茶园”作为“文化景观”的代表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二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方面，从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在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京杭大运河”和“聚馆古贡枣园”等的列入格外引人注目；三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空间尺度方面，从重视文化遗产“点”、“面”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大型文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加强对“大遗址” 、“文化线路”、“文化遗产廊道”的保护等，“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西安和洛阳地区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丝绸之路的保护列入了保护重点；四是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间尺度方面，从重视“古代文物”、“近代史迹”的保护，向同时重视“20世纪遗产”、“当代遗产”的保护方向发展，例如大庆第一口油井、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被列入保护对象；五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质方面，从重视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反映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化遗产”、“世间遗产” 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加强对“传统民居”、“乡土建筑”，以及“工业遗产”、“农业遗产”、“老字号遗产”等的保护；六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态方面，从重视“物质要素”的文化遗产保护，向同时重视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加强对“文化空间”的保护与研究，以及深入开展“生态博物馆”的保护实践。
2.2 “城市遗产”使城市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化推动着保护工作的实践，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发展轨迹。我们应注重对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各类新成员的研究。应当指出，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各类文化遗产在城市中相互交织融会在一起，文化遗产保护也呈现出三种新的趋势，一是保护的对象呈现出由“单体”向“群体与环境”，再向“整体”方向扩展的趋势；二是保护的范围呈现出由“点”向“线与面”，再向“系统”方向扩展的趋势；三是保护的领域呈现出由“物质”向“物质与非物质”，再向“综合”方向扩展的趋势。正是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发展趋势，推动着“城市遗产”概念的逐渐形成，也使城市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城市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家园，又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和标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身就是文化遗产”。城市聚集了最集中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资源，文化的创造活动也最为频繁地发生在城市中，并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与影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只停留在一个个具体的、互不联系的物质形态上，那么，在改造后的城市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就将被割断，一处处文化遗产就将沦为“文化孤岛”。“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取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以致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 。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应不断研究保护领域的扩展和深化。
文化遗产体系是一个发展的动态体系。孙家正部长指出：“有关世界遗产的基本理念、观点、技术等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产生于丰富的实践之中，又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技术传统和不同遗产类型的应用过程中不断被检验、被证明、被修正、被丰富，从而衍生和变化出新的、更具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点的，更有针对性也更符合实际的新内容。” 在新的世纪里，仅仅把文化遗产狭义地当作一件物品“保留下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发现、发掘、发扬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价值，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人们生活、融入社区发展、融入城市文化，既给专业人士，但更多的是给大众以精神的、情感的、美的享受和启迪，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持文化遗产不被破坏，归根到底，就是保护自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应更加注重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它们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普通的、一般的、大众的而不被重视。但是它们却是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市民的生活文化。它们直接表达着民族的、地域的个性特征，具有广泛的认同感、亲和力、凝聚力。因此，民间文化遗产往往也最能体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化遗产工作者应明确地向民众宣传，文化遗产就在他们的身边，就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们将从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受益。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多重意义，既有社会的，也有经济的；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应把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在此前提下，还要主动地发挥文化遗产的多方面作用。
2.3 文化遗产在城市文化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文化遗产是一个博大的系统。伴随着社会价值观和文化遗产观念的演变，文化遗产的内涵和标准体系也在不断丰富，几乎涉及到“与人类有关的所有领域”，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也将更加突出。今天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列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和数量太多，和居住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共同的需要相比，和我们子孙后代的需求相比，在这个每日每时都在变化着的世界上，可供我们保护的文化遗产已经不是太多，相反，却是太少。我们有理由紧急行动起来，争分夺秒地为当代，更为后代把那些难得的、反映人类社会进程的文化遗产抢救下来，把更多的文化遗产列入保护之列 。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标志着城市文化的发展趋势，其蕴藏之丰富、品种之繁多、门类之齐全，必将深刻影响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城市文化所应提倡和践行的社会道德、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也符合国际文化城市发展的潮流。
文化遗产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发展是集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综合各方面的辩证统一，是人类生存质量及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全面优化，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则应当作为实施这项伟大任务的积极力量。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城市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更要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现实城市生活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过去城市的“文化积累”之上，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共同生活人群的“集体记忆”。对于城市文化来说，一切发展和创造都是建立在对过去文化、智慧的继承和总结之上，没有记忆就没有创造。有了这样的共识，就必然引发人们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竭力保护城市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的渴望与努力。
文化遗产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哲学、历史、文学、宗教、艺术、天文、地理、经济、民俗等众多学科门类的内容，需要众多的各类专家学者和民众共同参与才能得以诠释。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同时，文化遗产更是大众的。城市化加速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民众进入城市，更多的人开始分享城市的一切文明成果，并参与到城市文明的传承和创造中来。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中的文化遗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公众的共同财富。文化遗产寄托了国家、民族或文化群体的普遍感情。它们是城市文化发展的证据，是活态的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今天应当努力扩大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视野与职业范围，以新的观念对待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探索更积极、合理、有效的途径，为保护文化遗产提供更广泛、更强大的舆论支持和更丰富的物质保障，使文化遗产真正为社会公众所共享，更有力地推动文化遗产所在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文化遗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并非我们独享，我们还应完整地将她们移交给后代，未来世代同样有权力面对这些文化遗产，同样需要与历史与祖先进行感情与理智的交流。“子子孙孙永保用”，这一保护过程要传之永远。因此，对于文化遗产，我们没有利用现有的优势进行大肆利用、甚至毁坏的权力。我们只能不遗余力地保护，在传承与守望的同时合理地加以利用。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只有保护文化遗产和发展两者并重，城市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发展。“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并传承下来，它是我们民族独立品格的历史凭证，也是我们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坚实根基和力量与智慧之源” 。遍布城市的文化遗产和蕴含于其中及传承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关系，实际上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忠实实践。因此，要强调文化遗产保护“整体的观念”和“融贯的综合研究”，将传统的“文物学”扩展为全面发展的、兼容并蓄的、开放的“文化遗产学”。
3 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的城市文化问题
3.1 城市总体规划重新审视城市发展方向
世纪之初，北京市重新审视城市发展方向，在开展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新的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引人注目地调整了已经坚持数十年的城市定位，重新明确为“世界城市、国家首都、历史文化名城、宜居城市”，找到了北京发展不同于一般城市的道路，如果顺利实施，将从战略上扭转50多年来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单中心、摊大饼的被动局面，意义极为深远。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调整，带动了全国新的一轮城市规划修编。但是，吴良镛教授对城市总体规划批准后出现的种种表现深表担忧：规划整体性与实施分散性的矛盾始终存在，城市未来发展是成功还是失败，现在还处于十字路口。一是旧城大拆除的破坏。拆改之风并未停止，拆除的力量仍然顽固。二是旧城未见疏解。一些大单位正在谋划向更大规模发展。三是市区大团继续膨胀。城市更胀大，交通更拥挤，资源更短缺，城市病更严重。四是新城建设中的变异，胀大占地，占去田野、湿地，规划中的绿地成为别墅用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确创造了令世人自豪、令世界瞩目的城市建设成就，但是也必须承认在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也令人痛心地失去了过多的文化遗存，让子孙后代啜饮我们不经意间酿造的苦酒。与此同时，在城市发展中由于缺少城市规划控制、土地资源控制、开发尺度控制，致使城市问题成堆，待“城市病”积重难返之际，才匆忙推出各种应急与补救措施。反思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这些“城市病”所产生的系列病状及后遗症，病根在于我们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思维模式与决策途径限于片面理解城市发展，一味追求城市经济规模，城市规划的综合调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些地方随意修改经批准的规划，“领导一换、规划重来”的现象相当普遍。同时，所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政策中缺少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对于城市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延续更缺少科学的定位。
“中国现行的规划体系主要是在50年代初期奠定的，属于物质规划（physical planning），更确切地讲，是一种（物质）建设规划。经过几十年来积累经验，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急剧发展中的建设秩序，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在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当前规划思想、规划方法是不完善的、滞后的，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城乡急剧发展的迫切需要，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改进。” 一方面，今天无论是大专院校适用的城市规划专业的教材，还是建设部门举办的市长培训班的城市规划读本，其中从城市的定义到城市化的概念，从城市规划的任务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方法，从城市规划的编制到城市规划的实施，内容可谓详尽。但是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城市文化规划还是城市文化建设均少有涉及。这样的教育结果只能培养出见物不见人的城市规划人员和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发展的城市决策者。另一方面，就城市文化建设的法律法规而言，严重缺失，亟待建立。特别是我国自1982年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制度以来，25年过去了，但是在国家层面，历史文化名城立法仍然是空白。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在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受到极大的冲击，有的已经造成了文化资源不可挽回的破坏，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加快立法保护。今天面对新一轮总体规划修改编制，人们再次问道：21世纪的城市应该如何规划和建设？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工作问题、出行问题、交往问题的同时，如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对未来的城市发展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文化理念？
3.2 城市“文化定位”成为城市关注的焦点问题
城市定位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核心，但是目前在城市定位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一是不少城市定位盲目拔高，其中近年来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定位，由于明显脱离实际而受到专家的批评，反映出在城市定位上的盲目性。二是不少城市定位盲目贪大，往往一座城市同时定位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业中心、物流中心、制造中心、交通中心……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名目繁多的城市定位反而使城市性质变得模糊不清。三是不少城市定位更多地关注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增长数量,而把城市的文化生活状态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发展和改善放在很次要的地位，对城市发展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城市定位应该是构筑在原有基础上的定位，若全盘摒弃原有的文化基础，也就丧失了其本身的特色，所谓城市定位也就必然演变为“千城一面”的帮凶，毫无意义。而正确的城市定位原则是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考察和分析，用文化意识指导城市规划和发展。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大城市都在努力突出各自的文化定位,突显其文化竞争力,这不但成为国际潮流,更成为保护城市个性、增加城市魅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这是巴塞罗那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向世界提出的口号，反映了城市文化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城市“文化定位”也正在悄然成为许多城市关注的课题，以文化为轴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必将成为越来越多的城市的共同选择。例如广州市提出“城市以文化论输赢”，把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定位于城市文化；苏州市提出“让文化成为苏州最大魅力和最强竞争力”的“文化强市”目标，突出“文化苏州”的定位，使苏州强劲的经济发展深深地打上文化的印记；厦门市突出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与富有活力朝气的城市精神，将城市的发展定位最终指向“艺术之城”的目标。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定位成为这些城市走向文化自觉的理性选择。
城市特色制约文化定位，文化定位体现城市特色，而文化定位一旦形成又必然会强化城市特色。因此，城市定位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既不可脱离实际，又应该有所追求，有明确的目标感和方向性，有可以提升和努力的空间。城市文化定位往往作用于城市个性的培育、城市形象的树立、城市魅力的增加和城市品位的塑造。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现代城市不应该只是建筑的叠加与罗列，不应该只是道路的延伸与交叉，而应该体现出城市的自然环境、建筑艺术和市民素质的和谐结合，应该体现出城市的传统风情、现实生活和文化创造的和谐共生。人们日益感受到城市文化与自身生活的多方面密切关联，许多需要求得解决又难于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都与城市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有关，内容极其广泛而深刻。特别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城市文化危机”的现实客观存在，每一个城市都应该通过深入发掘城市文化内涵，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从而对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做出积极回应，探索实现城市文化复兴之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同时围绕物质环境与文化环境全面展开。城市不仅在物质领域，在文化领域也应追求可持续发展。如果文化发展完全服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目标过强，则必然缺乏真正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关怀”，其苦果无疑使“文化危机”加重。一个城市的发展可以“跨越”经济增长的阶段，但人文特色、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塑造必然需要长时期的历史文化积淀，短期“包装”难以替代。
3.3 “文化规划”保障城市文化定位目标的实现
人类聚居学的倡导者道萨迪亚斯（C.A.Doxiadias）认为：“为了获得一个平衡的人类世界，我们必须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处理所有问题，避免仅仅考虑某几种特定元素或是某个特殊目标的片面观点。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不断地建立秩序以摆脱我们所处的混乱局面。” 随着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日益突出，在城市发展的诸多规划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文化规划”的课题，这是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新领域。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上已经有城市规划机构和设计人员开始对“文化规划”的定义和涵盖内容进行界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就陆续地出现了文化规划实施案例。“文化规划”的正式提出始见于1979年，经济学家和城市规划师哈维（Harvey Perloff ）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一文中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区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社会目的。从1982年到1990年文化规划得到快速发展；到9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规划的讨论和研究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开始广泛兴起。“概括西方国家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程，可大致分为以下六个阶段：①注重物质规划阶段；②注重经济规划阶段；③注重环境规划阶段；④注重社会规划阶段；⑤注重生态规划阶段；⑥注重文化规划阶段。” 我国城市目前大致处在第一至第三阶段。由此可以看出，注重文化规划阶段是国家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最高阶段。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任重道远，但是随着城市发展战略重点的转换，城市关注的核心内容也必将迎来新的升级转化。
文化规划作为城市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战略性以及整体性的运用途径，应坚持规划的科学性。一是科学定位。城市文化的定位科学准确，就会符合城市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就能成为城市居民的共同价值，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也必然会卓有成效。二是科学论证。对城市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特别是对城市文化的发展模式、发展途径、发展步骤等进行科学评估，使城市文化建设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三是科学规划。对城市文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不仅包括长远规划，而且包括近期规划、详细规划，将规划细化到各个区域、各个部门、各个阶段。四是科学实施。城市文化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施中必然涉及各方利益，调配各方资源，需要统筹协调文化发展与城市建设及其他领域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一个有远见的城市决策者，不仅应该具有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更应该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重视文化规划的制定和推广，以文化资源决定城市发展的思路，以文化特色作为城市价值的所在。一个具有清晰的文化规划的城市，是能够体现文化价值的城市，同时，这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必然充满活力。城市文化是一个包含着从物质形态到观念形态的整体，城市的功能布局、街区风貌、建筑风格，以及文化设施等，构成了城市文化的物质形态；城市的管理制度、组织方式，居民的生活形态、职业特征，社区的民间习俗、节庆活动等构成了城市文化的观念形态。通过制定城市文化规划，能够实现城市文化的物质形态与观念形态的统一协调。一方面关注城市文化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关注城市文化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对社会凝聚力的形成的作用。通过高水平的城市文化建设,优化生活环境,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促使市民增加对自身城市的认同感、满意度，进而产生自豪感、优越感,逐渐转化成城市的凝聚力、感召力,最终形成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优势。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参与文化规划是市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要从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经济发展权利的高度，看待保障市民参与文化规划的重要意义，切实保障文化规划的坚实社会基础。
（作者为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
备注：
①仇保兴：《中国城镇化--机遇与挑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第44页。
②周一星 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 光明日报，2006年3月27日，第6版。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 修订本 2-662 2004年5月
④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⑤张在元 寻找城市战略家 中国文化报，2005-07-12
⑥周干峙 城市化和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规划，2002.4
⑦孙家正 文化境界：与中外友人对谈录，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157
⑧王凯 从西方规划理论看我国规划理论建设之不足 城市规划，2003年第6期
⑨段进 李志明 卢波 论防范城市灾害的城市形态优化 城市规划，2003.7
⑩刘易斯·芒福德著 宋俊岭、倪文彦译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442
⑾约翰·汤姆林森 全球化与文化 郭英剑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
12 苏东海：建立广义文化遗产理论的困境，《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8日。
13 “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14 张天新、山村高淑：从“世界遗产”走向“世间遗产”，《理想空间》，2006年第15辑，第12页。
15 吴良镛：论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创造的历史任务，《城市规划》，2003年第1期第16页。
16 孙家正：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27日。
17 单霁翔：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世界建筑导报》，2005年4月，第23页
18 孙家正： 从故宫保护工程谈文化的作用及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
19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0 走向文明城市——鲍宗豪教授在中宣部干部培训中心的讲演，文汇报,2005-06-26
21 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8
22 王承旭，城市文化的空间解读，规划师，2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