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明确提出要建设“文化大都市”，这是在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方面的重大战略目标。

　　                                  一、“文化大都市”不是已有文化资源的相加

　　“文化大都市”是一个有关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如果说“大”主要是为了与上海的城市规模和身份相匹配，那么，这个概念的核心无疑集中在“文化都市”上。在学术界，由于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零碎与缺乏，“文化都市”这一概念在具体内涵、内在层面与深层结构上一直比较含混。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在观念领域中的认识与把握，也必然要对具体的建设与实践产生诸多的负面作用。如人们一般把“文化大都市”理解为上海的城市文化资源优势与潜力，甚至把“文化大都市”等同于一系列数字化的统计与抒情式的铺陈。但正如“统大于部分之和”这一系统论原理所揭示的，已有的文化资源与优势充其量只是“文化大都市”的建设素材，作为一个更高城市发展模式与目标的“文化大都市”，也决不等于已有文化资源与优势的简单拼凑与相加之和。这一命题，把文化都市的基础理论研究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尽管基础理论研究并不直接参与或表现为“文化大都市”的建设绩效，但由于它可能为文化都市建设提供科学的“生产观念”与系统性的“战略目标”，所以在“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实践中是不容被忽视的。

　　                                  二、文化都市同城市的结构和性质相匹配

　　什么是“文化都市”？对这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与阐释，有助于清理人们头脑中杂乱的感觉、意识与印象。如同制造飞机或建造高楼大厦的图纸一样，文化都市的概念解析与确立，可以为具体的建设实践提供合法的内在生产观念与科学的发展框架。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都市不是一个实体概念，或者说与都市的政治、经济空间并不相干，它的本义在于对已有的都市资源与空间进行文化再生产，是文化功能更多地渗透到城市结构与社会的各方面，使一个不同于城市政治与经济结构的文化空间生产出来，所以说，文化都市本质上是城市结构与功能的一种当代生产形式与空间表现形态。从城市空间功能演化的角度看，古代城市在主流上倾向于“政治型”，近现代城市的深层结构表现为“经济型”，所以还可以说，文化都市本质上是一种城市发展的当代模式与新形态，其突出特征是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功能成为推动城市形态演进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机制。

　　在学术渊源上，与文化都市在内涵上最接近的是文化地理学的“文化城市”，对后者的解读与扩展是界定文化都市的重要途径。根据《现代地理学辞典》的解释，文化城市是“以宗教、艺术、科学、教育、文物古迹等文化机制为主要职能的城市。如以寺院、神社为中心的宗教性城市：印度的菩陀迦亚、日本的宇治山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阿拉伯的麦加等；以大学、图书馆及文化机构为中心的艺术教育型城市，如英国的牛津、剑桥等；以古代文明陈迹为标志的城市：中国的北京、西安、洛阳等，日本的奈良、京都，希腊的雅典和意大利的罗马等。文化城市是历史的产物，虽然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功能，但伴随文化发展出现人口集聚、市场繁荣、交通发达等趋向时，这类城市的商业、旅游服务及运输、工业等职能也应运而生，这就使一些文化城市向具有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发展或向其它主要职能转化。”其要义可表述为二：一是丰富的文化资源，二是必须有特色文化，前者表明文化城市是人类生产与创造的结果而不是大自然固有的；后者则意味着它们是不同民族、地域及文化的表现而非千篇一律的。文化资源与特色文化，也是当下人们解读上海“文化大都市”时采取的主要学理根据。它的主要问题是在逻辑上混淆了“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而实际上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概念。一个文化都市必定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特色，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但却并非所有这样的城市都可以称得上是文化都市。文化都市与文化城市的区别，关键不在于城市的文化资源与特色，而在于它们所赖以存在、延续与发展的城市本身的结构与性质。正是由于城市结构与性质的不同，使一些城市众多的文化资源默默无闻，更有甚者还会成为城市发展的沉重负担，而另一些城市却由于它的文化资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都市是一个当代性范畴，与传统的文化城市有很大差别，只有首先弄清楚它所依托的都市的结构与性质，才能为文化都市的界定与阐释找到一个可靠的语境。

　　                                  三、文化大都市是上海城市发展的更高目标

　　从城市发展史的视角看，都市与普通城市容易加以区别，它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其突出的特点是城市人口与城市空间规模的巨大。但仅此一点并不足以说明都市的当代性内涵。都市自古就有，形态也十分丰富，如两汉赋家写到的“两都”、“京都”、“蜀都”等，如斯宾格勒提到的“首邑城市”，它们在人口、空间规模上都十分巨大。要理解当代都市在结构、性质与功能上的特殊性，在理论框架上必须借助我们提出的“都市化进程”理论。都市化进程是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是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都市化与城市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而不同之处则是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速度相对均衡、规模相对有限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不同，都市化进程意味着人口、资金、信息等社会资源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高速流动与大规模聚集，这既在时间上表现为节奏越来越快，同时在空间上也呈现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新特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主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所以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影响当今世界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因而，当代都市既不同于历史上的都城与大都会，也不同于一般的当代中小城市，它们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金融、交通、信息、文化等方面具有的支配性作用，则是古代、现代任何一个大都市都无法相比的。此外，与都市结构与性质同时发生演变的，还有当代人对大都市的情感与态度。与古代农民对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的敬畏与恐惧（如中国古代诗人最向往的是田园生活），以及现代人对主要作为经济中心的“大城市”的厌恶与憎恨（如西方现代诗人以“荒原”、“恶之花”、“恶心”等比喻都市生活或表达个人的生命体验）不同，资源高度集中的大都市给人类带来的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文明中不可想象的重要机遇与发展空间，使大都市成为人人向往的当代文明中心与幸福生活的天堂。这既是都市化进程迅速影响全球的现实原因，也是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最重要的主体基础。

　　国际化大都市是文化都市最重要的前提与背景。只有这样，才会一方面发现它与传统文化城市的本质区别，同时也会真正理解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目标的深层内涵，以及这个目标与国内其他城市提出的“文化城市”在许多方面的重要差异。上海之所以提出要建设“文化大都市”，首先是与它作为长三角都市群首位城市的特殊地位相对称。从城市化水平、国际化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看，长三角地区最有希望在中国建成一个“世界级都市群”，海内外有些专家甚至已把它命名为“世界第六大都市群”，文化大都市是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都市群的战略目标之一。其次则与上海2010年“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国际化大都市是上海“十一五”期间各项社会事业的总体框架与方向，“文化大都市”既是这一建设目标在城市“软实力”方面的自然延伸，也可以看作是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对总目标的直接回应。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优势的当下，一方面作为补课，对在经济发展中受损害的文化利益加以补偿，另一方面面对未来，在城市文明与文化建设上提出更高的要求与目标，对于实现上海城市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