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上海以港兴市，开放与否，攸关整个城市的命运。闭锁则衰则死，开放则活则盛。此中关联，前近代上海已然，开埠后尤甚。因为开放，上海建立了通达中国与世界各地多层多面的关系网络；因为开放，上海才能够海纳百川，汇聚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资本与移民，加速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市。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上海与世界的广泛联系被人为阻断，一个高度开放的上海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上海，一个世界的上海变成了一个中国的上海，上海人的上海，这种变化一度导致上海城市活力的衰竭。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上海逐步拆除制度和心态的双重围墙，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气度，再造“通向世界之桥”，从而又迎来了上海的再度崛起。
[关键词]上海；开放；移民城市
[中图分类号] K295;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3）05—0000—00
作为一个城市，上海的历史不过七百多年；作为国际性大都市，上海的历史更短，只有一个多世纪。单就历史的短长而言，上海当然没有自炫的资本，但在上海不算悠久的城市历史中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城市传统与城市个性，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开放传统了。因为开放，上海建立了通达中国与世界各地多层多面的关系网络；因为开放，上海才能够海纳百川，汇聚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资本与移民，在开埠以来的历史起伏中后来居上，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市。1949年5月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变更，上海由特别市一变而为直辖市。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国际封锁与“冷战”的蔓延，以及其他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原因，上海与世界的广泛联系被隔断，一个高度开放的上海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上海，一个世界的上海变成了中国的上海，上海人的上海，这种变化一度导致上海城市活力的衰竭，故而有所谓“大上海沉没”之说。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上海由闭锁重新走向开放，再造“通向世界之桥”，于是而有大上海的再度崛起。
一 海开海禁
上海以港兴商，以商兴市，跟海的关系最为密切。有人甚至认为，上海这个名字就是因其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海开海禁，攸关上海的盛与衰，活与死。凡海禁之时，上海必定百业凋零，四民失利；海禁一开，上海便立呈活跃，市面兴旺。
据《法华乡志》称：“上海一隅，本海疆瓯脱之地。有元之时，国家备海寇，始立县治于浦滨，斥卤方升，规模粗具。自明至让清之初，均无所表见。时市肆盛于南城，城之北，荒烟蔓草，青冢白杨，其农户烟村多散处于西、南二境。”明清易代之际，上海虽已设县达数百年之久，但与周边其他县城相比，依然是一个“无所表见”的普通滨海县城。“无所表见”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国朝（指明朝）以来，法令严明，沿海通番之家悉皆诛窜，从此良民无敢私自出海”。清朝入关之初，出于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需要，复厉行海禁，“片板不准入海”，不仅商船，甚至连渔船也严禁出海。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严苛禁令，也难以完全抑制上海人对海洋的向往，海上贸易并未完全停止，每年到日本各港行商的船只仍有40多艘（其中不乏“海盗船”），它们带去了不少中国“南京省”的商品。这些商品包括：“书籍、白丝、绫子、纱绫、绉绸、绫 罗、纱、紦、闪缎、南京缎子、锦、南京绡、金缎、五丝、柳条、袜褐、捻线绸、金线棉布、绡紬、棉布、斜纹棉布、丝棉、皮棉布、丝线、纸、信纸、墨、笔、扇子、箔、砚石、线香、针、栉篦、香袋、人造花、茶、茶瓶、瓷器、铸器、锡器、镶嵌金银的刀护手、漆器〖堆朱（螺细）、青贝描金、朱漆、屈轮、沈金〗、光明朱、绿青、明矾、绿矾、红豆、芡实、槟榔子、檀香、芍药、黄精、何首乌、白术、石斛、甘草、海螵蛸、紫金锭、腊药、花石、纸制偶人、角制工艺品、革制文卷匣（俗称拜匣）、刺绣、书画、古董、化妆品及化妆用具、药种”。这些商品中绝大部分并非上海及江浙地区所产，显系转运商品。但从总体上说，海禁窒息了上海城市的生机和活力。结果，上海“四民失利，故往时所号为大富室者，今多萧然悬罄矣”。
但是，一旦海禁解除，上海就立刻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观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并在上海设立江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终于走出了清初以前那种“海禁严切，四民失利”的困境，快速走向繁荣，成为“莞枢南北，转输江海”的“互市巨埠”。
作为清代四大海关之一，江海关的设立，为上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清政府规定江海关“通商行驶闽省商船，名曰鸟船，熟于浙台洋面，不入北洋，来江俱收上海口子”。因此，清前期上海的海运贸易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对闽广等地的南洋航线的贸易，北洋航线的贸易仍归浏家港统辖，北航沙船若泊上海被视为非法之举，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海港口贸易的发展规模。但开通海禁毕竟为上海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上海县城大小东门外，即宋元时代顺济庙、市舶司署一带在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之后又重新繁盛起来。康熙时邑人姚延遴在《历年记》中说：“元朝市舶司原设于上洋，收海商之税，即今之海关也。康熙二十年（应为二十四年）仍设海关于上海，至今十五年矣。洋货及闽广货物俱在上海发客，小东门外竟为大码头，此又市面之一变也。”到乾隆年间，出入于上海港的商船更是“辐辏而云集”，据乾隆《上海县志》称，“自海关设立，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墙比栉”。时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也说：“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各种记载大同小异，它们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上海的航运贸易规模已相当可观了。
雍正七年（1729年）海禁完全解除，海区大开，上海的发展空间就更大了。另外，距上海不远的浏家港的衰落，也使上海港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从乾隆初年起，兴盛一时的浏家港因受海潮的长期顶托，港口外形成一条绵延十余里的拦门沙，严重影响船舶的进出，逐渐走向衰落。来往于奉天、山东洋面之沙船几乎全部泊收上海。到嘉道年间，上海港从南门外的南码头、周家渡及大小东门外的黄浦江沿岸已形成颇具规模的港区码头。据估计，开埠前夕，上海港的沿海航运船只总数可达4千艘以上，航运总吨位可42万吨左右，出现了“舳舻尾衔，帆墙栉比”的繁盛景象。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在侦察了上海港区后向公司递交的报告中说：宽敞的码头和巨大的货栈占据了江岸，泊岸的水深足能使帆船靠岸和沿码头卸货。码头上货物卸装上下，昼夜不绝，万商辏聚，百货山集，人马喧闹，舟车如织。据胡夏米统计，仅他在吴淞口观察的7天内，经吴凇口入上海港的100到400吨的船只就达400艘以上，其中多数是来自天津、东北各地的北方四桅沙船，所载货物多为面粉和大豆，自福建、台湾、广东、东印度群岛、交趾支那和暹罗来的每天也有三、四十艘。上海已成为中国南北之间、沿海和腹地之间交换各种商货的最大商港，江南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道光年间上海的一位地方官说：“上海号称小广东，洋货聚集。稍西为乍浦，亦洋船码头，不如上海繁富。浏河亦相距不远，向通海口，今则淤塞过半”。惟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当时以上海港为中心已形成了五条固定的航线：北洋航线（通燕赵、齐鲁之地，具体分上海至牛庄、至天津、至芝罘三条航线），南洋航线（往返于上海与浙江、福建、台湾、两广之间），长江航线（上海与汉口之间的沿江各岸），内河航线（利用江南水系及大运河与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各县镇之间的贸易）和 国外航线（主要是华侨商船往返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家地区之间）。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在周边地区的地位日益突显。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当时在行政上仍隶属于松江府，但雍正以后，向驻太仓、苏州，比府衙更高一级的地方军政机关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这无疑表明海禁解除后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上海的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一个象征，苏松太兵备道的移驻上海，说明上海已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到嘉庆年间，上海已是一座相当繁华与富庶的县城了。清嘉庆《上海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话摹写当时的上海：“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沿浦闹市，北至洋泾浜口，南至薛家浜口，商旅猬集。沙船航海之业，有朱姓及郁姓、王姓、孙姓等富豪，世宗大族，有曹、陆、徐、乔诸氏”。县城内有街巷63条，城内及附近居民20余万，钱庄几十家，商肆店铺鳞次栉比，县城傍浦的大小东门外近廓之处更是热闹繁华。“言居民，则五方杂处，行帮汇集；言通商，则四处辐辏，水陆毕陈”，不仅在松江府所辖各县，即使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县市中，上海的地位因海禁的开放而日益突出，远非昔日的滨海渔村可比了。嘉道年间上海人曹晟在其所著《觉梦录》中称当时的上海县城“不更出于松城之上乎！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这段话大体反映了开埠前夕上海政治、经济发展的实况及其在区域中的地位。
上海是一个滨海临江的县城，走的是“以港兴市”的路子。港兴则上海兴，港衰则上海亦衰。有学者这样描述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港之间的关系：“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的关系。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港口城市，它的兴起肇始于海上贸易，以后的兴衰也取决于港口的兴衰。连同城市的扩展和布局莫不与港口的变化有关。因此，可以说上海港的发展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以港兴市”给上海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航运业特别是内河航运业成了上海的一大支柱产业，上海的许多豪富均以航运业起家，出现了不少“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的豪族和来自本地、宝山、崇明、南汇等地的在船水手十余万。其次是万商云集，所谓“上邑频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墙如织，素号五方杂处。”在埠际贸易和转口贸易的推动下，各地商帮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上海几成客籍商帮竞逐的天下，所谓“商贾频年辐辏来，浙东财赋海陬推”。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中说：上海县城居民本多商贩寄籍，“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除了先前最显赫的徽商和秦晋商人仍然在众多行业活动外，在来沪的客籍商帮中，洞庭商帮、浙江宁绍帮、关山东帮、江北帮以及闽广帮、江西帮等地方商帮的势力日益壮大，乾隆以后，这些客籍商帮大有驾徽商、秦晋商人而上之势。洞庭商帮多开行铺，其中不少人落籍定居；浙帮商人以浙东宁波、绍兴居多，绍帮以经营炭栈、钱庄、酒坊为主，道光十一年浙绍公所创建之初，有名有姓的捐资者多达209人；宁帮经营范围更广，举凡海船运输、南北货贩运、钱庄、银楼、糖业、绸缎业、棉布、药材、海鲜、咸货业，无不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于是宁帮商人成为上海继徽商、秦晋商人之后最有势力的客籍商帮。关山东帮分关东商人和山东商人，两者均以商业贩运为主业，关东商人在清初颇有势力，曾在上海县城西集资购田设置关山东公所义冢，但很快便寂寂无闻了；山东商人又分西帮、胶般、登帮、文莱帮和诸城帮，合称北五帮商人。与关东商人不同，他们在乾隆以后却日渐兴盛，到道光前期，北五帮商号至少有24家之多。江北帮商人指的是海门、通州一带的船商及海州赣榆县的青口商人，江北船商开埠前夕仅次于本帮沙船主，通州、海门两帮各有数百号商船，常年聚于上海，或自载商货，或为客商载运；青口商人主要从事贩运业务。闽广商人可分泉漳帮、潮州帮、建汀帮、揭普丰帮和潮惠帮等帮口，是海禁开通以后随着沿海埠际贸易的兴盛而崛起的一股重要的商业势力，主要从事海船运输和南北货贩运，其中以泉漳帮的势力最大。江西商人在上海起步较晚，人数不多，主要从事贩运业，即将江西内地的茶叶、瓷器、棕、苎麻等贩至上海，然后再贩棉布及杂货回内地。除了这些商帮外，开埠前上海地区的客籍商贾还有来自汉口、江宁、镇江、无锡等地的商人。据统计，清前期上海县城内外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7家之多。这些同乡或同业组织的大量设立，显示出客籍商帮在上海的群体力量。商帮、豪富右族、避难名流及闽广游民，共同造成了开埠前后上海“坊巷客土杂居”之局，有些文献甚至称上海城内“居民多客籍”。这种“五方杂处”、“客土杂居”的格局，一方面使前近代上海社会具有很强的兼容性，极易养成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多元性格，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质和社会活力。这种社会格局在前近代社会中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特质。
由于滨海，又是以国内外贸易起家，上海一直与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时空中的上海人比较见多识广，眼界开阔，较易形成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嘉庆年间，上海县城东门外已有专事洋货买卖的商行，所聚集之地称洋行街。当时的上海已有“小广东”之称，“洋行聚集，有洋商四家半”，县城外的黄浦江已为洋货驳船停泊之所。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的银洋在上海亦日渐流通，甚至出现了“以洋来者为贵”的崇洋风气，所谓“世俗物用都以自洋来者为贵，无论物产何地，美其名则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贵游豪侈，一切奢丽生色，亦争艳之为洋气云”。“在上海的发展历程中，上海从来不想囿闭自己，上海始终是敞开自己的大门，在开放中实现开发，又在开发中迎来更大的开放，并在更大的开放中带来更进一步的开发”。由开放带动开发，这确实是上海与江南其他府县特别是内地的府县最大不同之所在。
开埠前夕的上海已是一个个性鲜明且相当富庶的“东南都会”了。尽管受历史条件以及制度环境的制约，上海所聚集的城市人口、城垣的规制、城廓的面积以及城市地位都远不如江南的苏州、杭州和宁波，同东南沿海直接与西方商人贸易的闽广厦门、广州相比，也不免相形见绌，但自康熙年间设立江海关以来，沿海贸易迅速发展，上海作为国内贸易港口和商业都会的地位已获得空前的跃升。张忠民曾在《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一书的最后说：“从大量的中外史料记载来看，近代前夕的上海县城，已南连闽广以至东南亚各国，北接关外、津沽、山东、两淮，背靠广阔的江南、华中、华南腹地，不仅已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海口，而且业已成为整个长江流域广大腹地的门户，南北洋沿海贸易以及沿海、腹地贸易的唯一枢纽和汇聚中心。”
以港兴市、五方杂处、商业性，构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三大特质。这三大特质彼此相连，相互为用，共同造就了前近代上海社会多元、兼容的内在属性。到开埠前夕，上海“已初步形成为开拓性的经济活动，杂糅式的文化生活，外向的经济类型和开放的城市属性”。长期生存于这种社会空间中的上海人，无疑较易于接受环境的变迁，其对新的情势的适应性自然亦较大，明显有别于内地人或沿海其他城市居民。对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曾做过比较专门的剖析，他们认为，较之生活在内地的同胞，长期以海上贸易为重要活动的上海人明显地“具有海洋性民族的性格特征”，并在上海的开发历程中形成了一种外向性与开放的心态。
上海人的这种性格特征，给来华的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个西方人曾这样评述上海人和广东人：
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如果他们对于外侨能够表示冷淡，我们就认为很好的了。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上海社会的特质，以及开放外向型的上海人心态，不仅是前近代上海社会演进的强大动力，而且为尔后的上海发展培植了必不可少的内在基因。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开埠之初来华的洋人在广州和上海两个通商口岸会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在五口通商时代会异军突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二 开放与移民
开埠以后，上海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短短数十年间，上海便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发展成为“中国第一繁盛商埠”，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市。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崛起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都市类型。它不是由传统的中心城市逐渐演变成近代大都市，如伦敦、巴黎；不是在主权完整的情况下形成的移民城市，如纽约；也不是完全在殖民主义者控制下发展起来的新型都市，如加尔各答、香港；而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汇的过程中由中外移民共同缔造的以通商为主要功能的商业巨埠，有所谓“全国通商总汇”、“中国第一大码头”之称。以通商为主要功能，意味着它已逸出中国传统以政治为首要功能的城市发展模式；而以租界为中心的城市格局又使它明显地区别于中国其他条约口岸城市。它“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它的商业力量逐渐发展起来”。就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不独在中国城市史上是一个异数，在世界城市史上亦堪称另类。
近代上海崛起的原因自然很多，但追本溯源，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高度开放，二是大规模吸纳八方移民。这两条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构成海纳百川的一体两面。
因为高度开放，上海建立了通达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外商和华商纷至沓来，各种类型的洋行及华资企业纷纷设立，对外贸易及埠际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发展牵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受内外贸易的推动，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又逐渐建立了一个工业制造集合体，使它成为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拥有全中国对外贸易的半数和全中国机械化工厂的半数。诚如一位上海城市史学者所说，“近代上海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城市，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开放，它曾给上海带来无数的屈辱和灾难，但另一方面也给上海经济带来了活力。开放，给上海带来信息、人才、劳动力、资金；开放，增强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增强了上海与中国其他地方的联系；开放，使上海成为国内企业、商品、人才竞争的舞台。……开放，能保障竞争的闸门常开不闭，保持源头活水常流不息，也能保持城市的活力。”
在高度开放的格局中，上海如同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吸纳着全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以外资为例，1860年代中期，外人在上海的财产总值已超过2500万英镑。进入20世纪以后，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931年，外商在上海的投资达11.1亿美元，占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34.3%。在此后的岁月中，这种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据统计，抗战前，外资对金融业的投资仅上海一地即占其总额的79.2%，在对进出口商业、工业和不动产的投资中，外资在上海的投资分别占其对华投资总额的80%、67%和70%。国内外资本的向上海集中加速了近代上海的崛起和繁荣。早在1850年代，英国驻沪领事就情不自禁地写道：“近几年来，上海作为根据1843年条约实行五口通商的主要商埠，在贸易上所发生的变革和惊人发展，差不多是任何远离现场的人所无法领悟的。在拓殖和贸易史的编年史上，从未看到有比这更加惊人的情况。”上海的快速崛起令许多西方人看不懂，因看不懂而更加惊叹不已：“上海发展起来，发展得比悉尼或旧金山更为迅速；发展之快，有如肿瘤。”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导致城市人口容量的扩大，使迁居上海的移民比较容易获得相对优越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伴随都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特别是1895年以后现代工业制造的发展，上海的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上海人口1852年为54.4万，1910年为108.7万，1920年为225.5万，1935年为370.2万，1949年为545.5万。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增长了近10倍。上海人口的这种超乎常规的惊人增长，充分显示出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开放的上海，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对资本的拥有者来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追求享受的达官贵人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和销金窟；对谋生者来说，上海是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对寻求发展者来说，上海是一个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对文化人来说，上海是一个施展才艺的理想舞台；对逃难的人来说，上海又是一片“国际绿洲”和“避秦桃源”……于是，难以计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者，躲债者，亡命者，寻找出路者，谋生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遗老，政客，穷汉，红男，绿女，流氓，怀抱着各自的梦想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在他们的心目中，“上海是希望之邦，选择上海就是选择新的人生之路，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人对美好事务的一种本能的追求欲望，造成一股巨大的推动力，把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推出家园，推向上海。”来自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的蜂拥而至，一方面给开发中的上海带来了必不可少的资本、劳动力和需求市场，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上海中外混杂、多元并存的社会情境：
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仅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
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米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洋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市民、外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据1885年至1935年的上海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即使在上海“华界”，非上海籍人口一般亦占75%左右。1950年的上海人口，上海本地籍仅占15%，非本地籍人口占85%。就是说，移民构成了上海城市居民的主体。这些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河北、福建、山西、云南、东三省等全国18个行省，其中以江浙移民人数最多；国际移民来自英、美、法、日、德、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越南等近40个国家，最多时达15万人，其中1915年前以英国人最多，1915年后以日本人最多。
如此众多的中外移民，选择上海而不选择其他城市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和实现梦想的地方，绝非偶然。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上海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商业前景，是上海租界所构筑的相对安全的制度环境，是上海广阔的就业空间，是大上海的洋派与繁华，舒适与惬意，……一句话，是近代上海的独特魅力和内在气质。
（一）地理位置。“一个大城市的最重要、最天然的基础，就是附近农村地带要人口稠密、劳动力充沛，这就为粮食给养、工业制造和对外贸易提供物质基础”。上海地处中国最富庶的区域――长江流域下游地区边缘，就腹地而言，上海幅员的广袤、土地的肥沃和人口的众多，堪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相媲美。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就为上海在近代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缘空间，英国植物学家福钧1848年访问上海后所作的一部题为“中国、印度茶乡之行”的著作中富有预见性地写道：
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论，没有别的市镇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样有利条件。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广大的土产贸易市场。……内地交通运输便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它。乡间是一片茫茫无边的平原，许多河道纵横交错，这些河道又跟运河会合交错，其中运河差不多是天然形成的，别的运河则是惊人的技术工程。上海港内各式大小船只云集，从事于内地运输。自从港口开放以来，这些船舶运来大批茶叶和蚕丝，并且满载着他们交换所得的欧美工业品回去。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地理情况，所有绿茶和大部分红茶运到上海，无疑比运到广州或任何南方市镇，开支要省得多。华中的广大产丝区也近在咫尺。上海距汉口、苏州、南京等大市镇的地点相近，构成一个有利条件。最后，如果把上海看作我们棉纺织的市场（我们早已知道它确实如此），不容质疑，在几年内，它非但将与广州相匹敌，而且将成为一个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城市。
后来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福钧的预见。上海开埠以后成为西方商业开拓行动的第一个和主要的焦点，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由于它的水路交通网络，上海成为中国对内和对外贸易的枢纽港，在中国与世界日趋紧密的联系中，上海城市也日趋现代化和国际化。
（二）安全与秩序。华洋杂处以后，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均致全力于租界社会安全体制的建构，从上海义勇队的组建到公然在上海驻军，从工部局、公董局的成立到巡捕房和会审公廨的建立，从“为全体外人社会获得自治的权利”到为市政目的的自行征税，无不体现了他们在租界社区的“安全”与“秩序”方面所倾注的努力。正是他们的这种努力，使租界成为完全不同于老城厢的崭新的全功能社区，成为西方列强强行嵌入“中国的外来近代小社会”。这个“外来近代小社会”，对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租界的存在，便利、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租界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方文化的‘展览馆’，在这儿‘展出’和比较东西方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不同的文化”。当然，租界并不是一方净土。就拿它的治安体制来说，其本身就是严重僭权的产物。它要保障的首先是外侨集团特别是那些能够操纵市面的外国商业寡头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它要维护的也首先是外侨的利益。它对租界进行“有效的管理”，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外侨的而不是华人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至于华人，尽管他们提供了支撑整个治安体制运作的绝大部分费用，但他们仅仅是纳税人而已，并没有充分地享有相应的权利。这是由租界治安体制的性质决定的。但从另一角度看，它们的存在和不断壮大对上海的“安全”确乎发挥过作用，使其始终远离战火与动荡，远离逆风与急浪，在神州板荡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一隅的繁荣。近代中外资本和移民的涌入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上海拥有比较安全的制度保障和制度环境。1922年－1931年的上海《海关十年报告》指出：“与过去十年的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内地动乱不宁，那里的工厂经常遭到骚扰。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许多本应迁出或开设在原料产地的工厂也都在沪设厂。虽然运费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别是在租界内，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扰。”
（三）自治与法治。在近代中国的版图中，租界是一个洋人主宰的自治区域，中国政府难以左右和插足。在这个区域里，洋人不仅从西方“移植”了先进的市政设施，如道路、煤气灯、自来水、电灯、电话、火车、公园、公厕等，而且依据1854年颁布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设立了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之外的市政机关，即所谓工部局和公董局。就其实质而言，工部局和公董局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市民自治政府。对于与传统迥异的市政设施，上海人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作为一个“外来近代小社会”，租界的近代性并不仅仅体现于物质文化的“移植”，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它的政治结构和一整套市政管理制度。工部局和公董局成立伊始，就比较重视市政管理，自觉地将西方近代城市的市政设施和管理体系移植到租界来，成立相应的机构，专门从事市政建设，并进行专门化、法制化的管理。公共租界工部局下设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等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市政管理条例，对居民的居住、行路、卫生等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早在1876年之前，租界的禁例就有20条之多，大到租界市政机构的构造，小到公众生活的琐细之事，无不有严格的规定，如不准随时随地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挑粪过街须加桶盖，甚至于不准倒提鸡鸭等等。工部局早期制订的《各项捐照章程》和《违警章程》就是两项比较典型的管理法规。前者名为“捐照章程”，实则涉及租界各业及交通工具的管理，如“戏馆”款规定：一，所领执照不准别人顶替执用；二，如有违犯执照上各章程，工部局当将执照吊销，将其保银全份或数份罚去，并将领照之人送廨惩办；三，晚间至迟限于12点钟闭门；四，晚间未闭门之前应在大门前常有点明之灯；五，不许演唱无耻及非礼之戏；六，不准敲锣鼓及其他喧闹致取厌于近邻之家；七，馆内所有自来火灯及其他各灯至少须距木料二尺；八，所有门户均须朝外开门；九，馆内应备有清洁厕所；十，应预备舒畅出路，倘遇火灾在内之人均可逃出；十一，应听上差巡捕随时入内查看。后者更关涉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电石，脚踏车，地毯，牲畜，虐待牲畜，羽毛，救火章程，燃放爆竹，垃圾，违章拘人，淫秽招贴，火油，风筝，抽收厘捐，各种彩票，自来火，公廨章程，泥土，取厌于人，打样房照会，婚丧及赛会，告示，妓女，公家花园，抛球场，硝磺，悬挂招牌，开放汽馆（笛），稻草等物，马路章程。所有这些方面大多是公众生活中的细小之事，但工部局均做了明确的规定。如第3项“地毯”款规定：“自西历5月1号至9月30日，每晨7点钟以后不准在路上抖拍地毯；自10月1日至4月30日，则每晨抖拍地毯之时刻限至8点钟为止。如欲在马路场内抖拍地毯者，可赴工部局打样房领取执照。”第8项“燃放爆竹”款规定：“租界居民无论在于马路僻径及公地均不准燃放爆竹，如欲燃放或于家中天井焚化冥镪，应预向巡捕房领取执照，惟火铳或自燃之爆竹则一概禁用。”这些法规共同构成了法规体系。随着租界的开发与繁荣，有关市政管理的法规日趋完善，涉及面愈来愈广。对于这些管理法规，刚开始，上海人并不适应，违犯规定者很多，当时报纸上常有因违反规定而受罚的记载，甚至闹出许多笑话。但租界市政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很快就显现出来，法制化的管理方式，使租界市政景然有序，远不似华界那样混乱和肮脏。于是，人们在对比中对租界的市政规章制度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逐渐由拒斥而赞美而认同而接受。大约从1860年代始，报纸记载、文人笔记及各类竹枝词赞美租界者比比皆是。而对租界由衷的赞美、钦羡，往往又以对上海老城厢的批评相对比。洁净与肮脏、文明与野蛮的反差是如此的鲜明，以致于对所有不甘蒙受落后、野蛮之羞的华人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于是而有仿效租界市政管理办法举办华界的市政，并自觉地行动起来，大力推进华界市政的近代化。“南市、县城的以向租界看齐为特点的市政建设，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浚浦、修路、筑桥、安装自来水、煤气、电灯……，每一新的市政设施，租界创行于前，县城不久便会继踵于后。”其中有商办的，也有不少是市民捐资兴办的。租界和华界市政的兴起与发展，市政管理法规的创制与完善，一方面为各种资本的投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促成了上海市民意识，特别是公共概念或公共意识的萌发与滋长。
（四）自由。有人说，“上海是一个小的国际社会，一个分别注明每人奋斗成果的社会”。这个话未必尽然，但上海租界的确享有比中国其他城市更多的相对自由。洋人越海而来，最看重的其实就是租界里的自由。187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英文著作中这样写道：
我们这里（指上海租界）有十九个国家的居民，他们在根本上享受着平等的市政权，承担着平等的税赋，进入政府部门平等的机会。由于他们不同的宗主国，的确，这里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特权，但是对整个的社会生活来说，那些快乐和悲伤却是任何政府都没法“带来和抚慰”的，他们几乎享有绝对的自由。根本上平等的不同国籍居民在市政中的代表使得各方利益都有所体现，这样就保障了权利的公正实现，反映了广泛的观点和同情，而这些又是机构里的烦琐程序和地方的官僚作风的死敌。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每个人几乎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设计自己理想的生活。长久以来形成的习俗对个人的钳制，在上海，很大程度上就行不通了。而这些，在以前的社会里效力如此巨大，在某些方面如此值得敬重和显得便利，然而又如此空洞，而且又常常妨害着个人的行为。
这段话当然是把租界过于美化了，但租界是“洋人第一”的社会，条约制度的确为他们的自由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保障：条约特权，租界地利，从领事到海关再到警察无不千方百计地庇护他们，为他们实现发财梦提供一切方便。确实，在上海租界，洋人甚至比在他们母国享有更多的自由，治外法权的滥用几乎使他们获得特殊的豁免权。有人曾这样形容他们在上海的处境：“他们得到种种便利。这里没有严厉的长官，这里只有一个业余式的担任管理职能的工部局，这里只有酒吧间或宴会里日常碰到的如朋友一般的领事。这里没有人会去干涉他们的个人自由，甚至没有人强迫他们呈出资产负债借贷表。”在这种近乎神话般的“自由”环境里，洋人在数年间即可发一大笔横财，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相比之下，华人在自由方面虽然逊其远矣，但也拥有相当的自由权利，譬如居住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以及其他基本的人权。
（五）惬意。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就对上海租界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自由安全的社会环境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广州要满意得多，有广大的空间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没有商馆的限制，并且还有前往四乡去的充分自由”。在上海，“虽然是一个外夷，但是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作一些增进健康的散步，并不会对他的四肢和感情上有什么危害，并且他还可以带着枪和他的‘猎犬’在一个钟头的散步里捉一只雉鸡，或十分钟内捉一只鹬鸟”。上海租界当然不可能那般太平和悠闲自在，但这些浪漫化的描写中显示出外侨对上海那种难以掩饰的好感。西方人选择上海，部分是因为这里舒适、惬意远甚于他们的母国。“他们在这里，在享受上是无可再说的了。他们住着很舒服的公寓，这是在本国所住不起的；他们有着俱乐部，有着奢侈的宴会，有着可以赛跑的马，有着高尔夫球，并也有着女人，有着钱财。”曾任上海犹太总会会长的艾里·卡道里爵士及他的家庭对此更是赞不绝口，他们认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像上海这样惬意的城市――既具有东方的特征，又有西方色彩，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犹如东方的巴黎。”上海的惬意和舒适，豪华与奢靡，对内地的“有钱人”，以及许许多多“跟有钱人学样的小布尔乔亚”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和诱惑，“于是，内地一般不怕化钱的小富翁与大富翁，为求舒适起见，自然也都向上海来了。……内地的富有者，有了钱，未必就有汽车来坐，未必就有各种新奇的游艺如伟大的影片《梅兰芳》等的京戏等等来给你看，未必就有各种中西菜什么菜来给你轮流大嚼，未必就有扮装得比妖怪还要胜三分的妖媚入骨的娼女来给你恣意笑乐。必须要踏到上海这般的豪华社会，方才有直接享受到这种豪华生活的可能。”
上海枕江面海的地理优势，自治、法治、安全与自由的制度环境，舒适、惬意的都市生活，便捷的交通网络，领先的文化事业和市政设施，以及广阔的就业空间，为中外资本与移民的向上海集中提供了相对优越的生态环境，上海遂成为容纳各方人才的大海，早在1910年就有人在媒体上撰文称赞上海人才荟萃：
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张所，而志士英豪之角逐地也。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
单就文化方面的人才而言，上海拥有当时中国最庞大的知识阶层。到1903年，上海已至少汇聚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至1949年底，在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700人，是中国文化人最集中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而资本、移民，以及人才的“接踵比肩”又加速了上海的开发与繁荣，这是一种互动性的良性循环。其中，开放与移民二者，对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开放与移民密切了上海与国际、国内各地的联系，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丰富了上海文化的历史底蕴；其次，开放与移民又导致了上海人口的高度异质性，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又带来的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和文化气度上的宽容性，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带到上海。英国带来绅士风度，法国带来浪漫情调，犹太人带来精明敢闯，宁波人带来经商的本领，苏北人带来吃苦耐劳，广东人带来勇猛坚毅，四川人带来聪明机智，山东人带来强悍之气……如此等等，上海吞而融之，兼收并蓄，和平相处，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襟怀，并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社会格局，这种多元性格又赋予上海城市持久而旺盛的活力。
三 再造“通向世界之桥”
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变化，上海由特别市变成了直辖市。在此后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国际封锁与“冷战”格局，以及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高度开放的上海，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上海；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上海，变成了一个彻底计划化的上海；一个世界的上海，变成了一个中国的上海，上海人的上海。与之相对应，原来进进出出的上海人失去进出上海的自由，特别是1958年户籍制度的实行，迁出容易迁入难，上海人口日趋固定化，上海逐渐变成了一个人口迁移负增长的城市，1950－1983年，年均迁移率为－2.4%。人口的纯化，带来了方言的纯化。一位暌隔了40年后回沪寻根的老上海诧异地发现：当年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的上海话，统统变成了一口纯正的上海人的上海话。随着人口的纯化，上海城市的活力便在计划和封闭中日趋衰竭。
封闭不是上海的性格，计划更不是上海的个性，上海要重振雄风，再造辉煌，就必须冲破计划与封闭的种种体制障碍，敞开闭锁的大门，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气度，重建“通向世界之桥”。对上海来说，这不啻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尽管邓小平早就说过，“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但这“两种关门”早已体制化，并内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在这种背景下，跳出地方与部门的局限，拆除制度与心灵的围墙，谈何容易！具体地说，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直到90年代中期，大规模基础设施改造尚未完成，接纳大批企业和人员进沪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撑；二是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难以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政策性扶持；三，更大的障碍还在于，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取得共识，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所以，整个80年代，上海的改革开放尽管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步履维艰。与广东等省市相比，上海的改革开放明显滞后了！
进入90年代以后，上海的这种被动状况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以后，上海的对内开放取得重要进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主要有：1991年5月，发布了《上海市鼓励外地投资浦东新区的暂行办法》，在投资计划、进出口、财税、户口政策、土地使用、融资等方面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1991年9月又推出三个政策规章，鼓励外地投资开发浦东。这些优惠政策为外地企业投资浦东开启了绿色通道，但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上海对内开放的政策力度和拓展广度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上海的大发展，或者说90年代上海的春天是从1992年――更准确地说是从1992年1月下旬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开始的。此后，在中央宏观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下，上海的改革开放逐渐形成了新的总体思路和新的战略布局，从制度和心态两个层面上展现出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气度：
1992年7月，中央决定给予浦东10项优惠政策和5类项目审批权，增加5个方面资金筹措渠道；
1994年上海出台“务工许可证”制度和“蓝印户口”制度；
1997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七次党代会决定，把对内开放作为迈向新世纪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确定了“重在服务全国、促进联动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
1998年3月，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良宇连续两次召集会议，专门部署研究制定吸引国内大集团政策，提出了“拆除围墙，敞开通道，重点扶持，特事特办，公平待遇，综合配套”的总体思路；同年5月25日，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
2000年5月，上海市委领导提出了以“三个转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思路，这“三个转变”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发展由“留”到“流”；城市建设由“内”向“外”，人才政策由“刚”变“柔”……
与此同时，上海的对外开放战略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上海快速地由“后卫”的角色，跃到了“前锋”的位置，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世界敞开大门，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从1992年起，上海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为海外人士和国际资本的进入提供更便捷的通道，更优惠的政策，更安全的制度保障。
新的思路和布局带来了新的跨越式发展。整个90年代，上海成功地实现了三个“三年大变样”和“八大历史性变化”。这三个“三年大变样”分别是：第一个三年大变样是修路造桥，切实解决城市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个三年大变样是旧区改造、建新房，切实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第三个三年大变样是从城市发展的长远战略出发，切实抓好城市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完成了“八大历史性变化”：一，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市场化程度已达95%,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国有企业占改制企业的80％以上；二，城市性质从工商城市转向经济中心城市，拥有证券、外汇、期货、人才等一批国家级要素市场，以及18个区域性市场和180个对方性市场；三，城市建设从还历史性欠账转向建设枢纽功能性设施，初步形成市区立体交通网的构架，基本建成信息港的主体工程，全市新建建筑面积达到一亿多平方米；四，经济运行从相对封闭转向全方位开放，91个国家和地区在上海投资2.2万多个项目，累计吸收外资合同金额454亿美元，全国各地在沪投资企业1.5万多家，注册资金超过600亿元；五，经济发展重心由“调整中发展”转向“发展中调整”，在加快工业高地建设的过程中，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超过50％，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工业第一支柱；六，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从量的扩大转向质的提高，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超过十二年，平均期望寿命达七十八岁，先后建成一批标志性的文化设施；七，城乡人民生活从温饱型转向比较宽裕的小康型，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15万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5500元，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3.5％，市区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超过11平方米；八，人们的活动方式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超过98％。90年代上海的巨大变化，使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两大辐射面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交汇点。
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健的发展，为上海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进入90年代以来，上海开始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投资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引入市场化的多元投入机制，吸收各种资源加快文化设施的建设，一座座现代化的文化体育设施拔地而起：上海影城，文汇报新闻大楼，新民晚报新闻大楼，上海国际新闻交流中心，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解放日报新闻大楼，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大剧院，上海体育场，上海国际网球中心，上海广播大厦，东方电视台大厦，上海电视台大厦，上海书城，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文新报业大厦，上海马戏城，上海美术馆，上海文化大厦，……截至2000年，上海人均文化设施面积已由此前的0.1平方米增加到0.9平方米，累计投资总额高达193亿元。与这些硬件设施的建设同步，上海加大文化要素市场的培育力度，设立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服装节、国际广播音乐节、国际魔术节、国际动画电影节、国际摄影节、国际民间艺术节、国际少儿文化艺术节、亚洲音乐节、上海艺术博览会等一系列常设的世界文化展示、交流项目，并已对全球文化艺术界产生日益强大的吸引力。1995年以来，上海共接待外国来沪文化团组1289批，13075人次，世界五大洲几乎所有一流的院团和演出团体都到上海表演、交流过；上海派出到国外交流的各类文化团组1310批，6546人次。“九五”期间，上海与七十多个国家展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文化组织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对外文化交流的领域涉及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众多领域。所有这一切表明，上海的对外文化交流已形成大开放的态势，如今的上海已日益成为融中外之精粹、集四海之神韵的大舞台。
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人们所久已习惯和适应了的城市氛围变了，环境的视觉形象变了，既定的秩序感和安全感变了、生活节奏和心理适应性变了，上海的社会风气、人格心态变了，甚至连上海人的表情都变了。伴随着这种变化，蛰伏多年的上海人的天性和遗传基因被激活了，这种天性和遗传基因包括上海人与生俱来的那种有异于内地的对外来文化宽容接受的态度，以及“上海人在百多年的经济社会中养成的一整套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例如契约精神、敬业精神、时效感、合理主义等等，成为得天独厚的资源，成为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世界不可缺少的文化支持”。
政策的优势，传统的激活，再加上上海曾经达到过的社会地位和历史高度，共同为上海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投资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于是，上海成了中外投资者竞逐的乐土，大宗的海内外资本汇聚到上海，大批的中外各路精英，以及来自农村的体力劳动者，蜂拥而入上海。90年代以来，至少已有25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融入上海制造产业。仅以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跨国公司而言，“一百强”中已有过半数投资上海，这些跨国公司包括：通用、大众、惠普、朗讯、贝尔、杜邦、施乐、柯达、NEC、索尼、松下、日立、夏普、IBM、克虏伯、西门子、菲利浦、巴斯夫、联合利华、可口可乐等，不仅如此，这些跨国公司还在这里设立了61家投资公司或地区总部。有资料显示，由于海外投资大规模进入，在沪的外籍和海外人士已达十余万人。
至于从全国各地涌入上海的人口则更为可观！据统计，2000年，上海人口1674万，其中非上海籍的常住人口353万，占总人口的1/5。如果加上流动人口300万，那么新上海人的比例已占1/3以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之外，自1990年以来，上海开始启动人才集聚和人才高地建设计划，对一些高级、专门、急需人才进入上海采取特殊的政策。1994年，浦东新区推出“蓝印户口”制度，一批外地来沪工作人员成为“新上海人”。“蓝印户口”制度相当于国际通行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它的实行，对传统的户籍制度是个重要的突破。到2000年底，上海共批准“蓝印户口”近3万人。1999年，上海取消了对外地大学生进沪数量的限制，大学毕业生只要找到接收单位，并符合上海市人才引进方向的，则基本可以留沪工作，办理上海正式户口，这一年，全国毕业的留在国内工作的研究生，有14.05%到上海工作，在各省市中名列第一。2000年，进入上海而非上海籍生源的高校毕业生有6.7万人，上海已日益成为优秀的年轻人向往的地方。这些数据表明：在间隔了将近四十年时间之后，上海再度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之一。由于上海在近代原本就是开放的国际移民城市，这种历史与传统为今天的上海新移民提供了远比广州、深圳、北京等城市更适宜的社会伦理环境。在这里，上海人与新移民和睦相处，老上海的规则理性与新移民的开拓进取相得益彰，来自境内外的各类新移民很快就有一种如归的感觉。新移民的涌入，改变了纯化了的上海人口结构，并赋予上海强劲的城市活力和文化的多样性。在老上海人与新上海人的互动之中，百年老城上海正在以新的格局、新的气象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且看几个旅沪的外国人眼中的上海：
德国作家韦斯特·法伦：“上海是一座让你一下子就喜欢上的城市。看这里的灯光、灯光下的建筑，你就会说，上海比得上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瑞士知名休闲品牌FelixBuhler（飞力镖马）创办人 Lbermini：“上海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这座城市很热情，人们很友善。我喜欢上海的食物，并且喜欢博物馆，我喜欢的氛围，在这个城市里能感受到。无可置疑，上海不仅在商业界是个重要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娱乐文化休闲胜地。”
上海新天地泽艺旅游工业品有限公司总经理Anthony（澳大利亚籍）：“上海人很优雅，彬彬有礼，上海的环境和治安很好，至少不会像美国时不时会有枪支弹药引发的各种不幸的发生。上海政府真是了不起，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把全世界商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上海。”
法国巴黎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甘安懿：“上海的变化太大了。世界上的城市很少有像上海这么快的发展速度。上海不是每年、每月在变，而是每天都在变。每一天都有使人惊奇的变化。”
上海普洛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耶普马：“我喜欢上海，喜欢上海一年一个样的发展，也喜欢上海的节奏，在上海，无论是生意还是事业，机会都要比荷兰比欧洲更多一些。”
引用这么多外国人对上海的评论，并不是为了赞美今日上海已取得的成就，而是为了指出一个事实：上海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全方位的变化吸引着全世界商人的目光。而今世博会的申办成功，又为上海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更美好的生活必将使上海变成一个更具魔力的城市，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大都市。全方位开放的上海，正在以兼收并蓄的气度容纳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