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原无属于自己的军队，所依靠的是各国停泊在黄浦江面的海军。太平军在1853年3月定都南京以后，乘胜东进，4月1日攻克镇江。上海租界以所谓安全问题为由，一面宣布“中立”，一面筹组武装，实行“武装中立”。4月8日，英美领事召开会议，议决成立一支民兵，名称是上海义勇队，或称上海商团，英文名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上海的英国侨民一律作为义勇队队员。同时成立一协防委员会，由寓沪英美富商或领事担任委员，负责侨民与官方、领事与各国驻沪海军的联系。

    新成立的义勇队聘请前印度孟加拉第二步枪军团的军官屈隆荪为团长，装备了性能很好的来复枪。这一武装在小刀会起义期间并未发挥多大作用，与清军打“泥城之战”时，这支民兵中只有75人参加，主要参战的外国武装是英美海军，但是，这支义勇队却由此保留下来，日后演变为万国商团。

    在组织义勇队的同时，英、美、法侨民经全体会议议决，在租界周围构筑防御工程，一是在租界四周设立栅栏，二是沿泥城浜（今西藏路）地带，南起洋泾浜，北至苏州河，掘一宽阔壕沟，筑以土垒，以防租界遭到来自西面的袭击。这一壕沟被称为护界河。组织义勇队，开挖壕沟，建筑土垒，这些在先前的《上海土地章程》中都是没有的，列强如此行事，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但当时上海地方政府根本无暇顾及。

　　华洋杂处，人口猛增，使租界的事务空前增多。市政管理，华洋纠纷，犯罪问题，卫生问题，房地产问题，征税问题，一系列问题纷至沓来，这样，先前的市政道路码头委员会显然无法应付，于是，工部局应时而生。如前所述，土地章程中述及此事的文字相当简单，在7月11日通过土地章程的会议上，英国领事阿礼国对此有相当具体的说明。他说，在行使领事职权的工作中，觉得各国侨民和华人杂处的租界，有立即创立一某种形式的市政机关的必要，因为仅仅行使领事职权而无一市政机关，不足以永远确保租界的安全。要解决这一问题，他以为最重要的，必须要有一市政机关，有赋予这市政机关各种权力的代表会议。他还简要地列举了这一机关应有的各种权力：

    新法律的制定具有一种明白的企图，即是：经由租地人，为全体外人社会获得自治的权利和为市改目的而征税的权力；由此二端而得有手段，以保障外人社会本身的安全和幸福。……如果要给与那各国人民杂处的社会以一种法律的根据，一种得以采取合法行动并核准保卫所必需的计划的、团体的存在，那么便得有取一种拥有市改权力的代表会形式的某种组织。此代表会代表他们所行使的职权不再限于一道路码头公会所有的那些，且包括生命和财产的保护，使其不为他们所在国的内乱、租界内外的不靖和危险所影响。此种市玻机关的最初的功绩之一，或者应该说因其创立而自然发生的最初又最大的利益之一，便是使驻在当地的文武官员由于一种严重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可是不能为任何法律原理所容许的许多办法成为合法。如果社会应该为了此种安全的主要目的而自行组成某种实际而合法的形式是首要的，那么欲达的次要目的在总计上也不会比较  不重要些，且也只能用一种市政组织所授与的权力去达到。一切为保持康健、维持清洁、组织警察、开发并管理岁收所必需的规程和办法，都包括在市行改之内。即以此种目的论之，所想望也是值得想望的是，社会应该行使新法律所定的一切权力：自治政府，同时为公众利益和便利目的的自行征税。

    阿礼国的这段话对于研究上海租界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他道出了西人设立工部局的原始想法，画出了工部局作为地方自治政府的草图。通过这一段话可以看出，阿礼国等人从道理上原本懂得，在租界设立市政机关，是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任何法律原理所不容许的，但是，他们就是要在不合法的大前提下，尽量做得好像合法些，于是，就有了租地人会议等形式。他强调取得市政权力须经过租地人会议，其出发点当是视租地人会议为一种立法机构。

  　就在7月11日通过修改了土地章程以后，租地人会议根据章程第1款，组织了工部局。第一届工部局董事会有5人组成，凯·威廉为总董即董事长，金能亨为司库，金大卫）、费隆和麦都思为董事。不久，凯·威廉、金能亨辞职，总董、司库由费隆、金大卫分别担任。以后，工部局正式行使职权，成为租界的行政机构。7月17日，工部局召开第一次董事会，决定设立若干委员会，其一即是租界防卫委员会。

  　在1853年以前，租界虽有道路码头委员会，但主要是自助性质，为外侨社区服务，没有行政权、自治权；虽有华人住在租界，但主要是服务性质。租界内华人的管理权仍归清政府。1854年的章程订立以后，工部局的成立，巡捕的设立，义勇队的出现，攫取了租界的管理权、行政权；攫取了对租界华人的管辖权、征税权。这几项结合起来，租界便由先前的外侨居留地，变成了中国政府权力难以鞭及的“国中之国”。租界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