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地位很不相同。在古代，从先秦至唐宋时期，她从边缘逐步走向中心；从元代至清代，处于繁盛之区。在近代，她是中国特大城市，最大港口，对外交往基地，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是多功能经济中心，也是全国文化中心之一。1949年以后，她依然是中国特大城市，是中国工业基地、财政支柱，1990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前沿。
1．古代上海在中国的地位
古代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分两个阶段讨论，一是从先秦至唐宋，二是从元至清。
先秦至唐宋：从边缘走向中心
以城市历史而论，上海地区虽然开发很早，六千年前已有先民生活，但设立独立的行政建置并不算早。在唐代以前，在中国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在形形色色的州名、府名、郡名、县名中，人们还找不到“上海”。以社会综合发展程度而论，春秋以降，秦汉以前，中国政治大舞台是中原一带，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楚汉之争，主战场都在中原。社会、经济、文化重心也在黄河流域。约战国时写成的《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按肥瘠程度，将九州土壤分为九等，今陕西、甘肃一带的雍州最为肥沃，列上上等，为第一等；山东、苏北一带的徐州列上中等，为第二等；今上海地区所在的扬州列下下等，为最差的一等，所标土壤种类为“涂泥”，意为土湿如泥。古时排水与灌溉技术不发达，先民无法有效利用沼泽地带的粘质湿土，故认为这种土壤肥力最为低劣。战国时期全国有较为著名的经济都会26个，其中22个在黄河流域，如长安、咸阳、洛阳等[1]，长江以南仅有姑苏等四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繁盛一时，诸子崛起，百家争鸣，但是，从老庄、孔孟到申韩，其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鲁、齐、楚、魏等地。据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名、阴阳五家，共有代表人物124人，其中鲁国最多，46人，其次是齐、楚、魏、卫，各有10人至18人不等，今上海地区所属的吴国排在第十位，也是倒数第二位，仅有2人[1]，占总数六十二分之一。
在两汉以前的文献中，没有什么关于今上海地区居民特点的资料，我们无法知道那时上海地区人与苏州、会稽人有多少差别。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吴越人的特点，应该就是上海地区人的特点。概括起来，这些特点有：
其一，物质生活不贫不富。先秦时期，吴越与中原相比，地广人稀，雨水充沛，气候潮湿，居民火耕水耨，食鱼与稻，衣麻与葛。在司马迁的笔下，这里既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不算贫瘠，也不富庶。
其二，男少于女。《史记》、《汉书》均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男女人口比例为二比五，人的寿命也比中原人为短。
其三，信鬼神，好淫祀，断发文身。断发，即短发，椎髻，不戴帽子。这可能与气候湿热、适应泅水与水田劳动有关。文身，在身上刺刻龙蛇图案，这与对龙蛇的图腾崇拜有关。此俗古已有之，根深蒂固，西周建立之前已经存在，日后成为吴国始祖的泰伯从中原来到江南，也不得不入境随俗，断发文身。这一风俗到战国时还存在，《战国策》等书多所述及，其消失时间应在汉以后。信鬼神，好淫祀，是海滨之人普遍习俗。狂风骇浪，变幻无常，猛兽毒蛇，出没不定，信鬼拜神是人们寄托平安心愿的方式。
吴越人衣着习惯与中原人也不一样。中原人峨冠博带，宽袍大袖，右衽，吴越人则紧身短衣，袖口窄小，左衽。吴越人在中原人眼里，非夷即蛮，不通文化，往往不屑一顾，闻而非之。
其四，习武好斗。《汉书·地理志》记载：吴越之君皆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而易发”。从春秋到六朝，这里涌现过许多战将、斗士、剑客。民间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事类讲武。“吴好剑客而士多创瘢，楚好细腰而国多馁死”，这句形容风俗因地而异的话，道出了吴人习武好斗的特点。
在先秦时期，今上海地区有人居住的地方主要在青浦、松江、金山一带，其地在吴越境内，更为靠海、偏僻、潮湿，以理推之，其人较之姑苏、会稽等处，可能更稀少，更野，更好斗。
总的说来，在先秦时期，今上海地区及其所在的江南地区，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处于边缘地带。
西汉以后，江南地区农业不断发展，火耕水耨渐为犁耕代替。三国东吴对江南的经营，使这一带“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1]。顾雍先后被封娄县令和丞相，陆逊先后被封华亭侯、娄县侯、丞相，顾氏、陆氏家族的兴盛，对于上海地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引起人口大迁移，齐鲁流民纷纷渡江，江南地区发展迅速，建康（今南京）、广陵（今扬州）、京口（今镇江）、山阴（今绍兴）成为繁华都会，大片卑湿之地变成良田。南朝时的江南，“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1]。
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倾斜的同时，东南文化也相应有所发展。两汉时期，中国文化重心仍在黄河流域。东汉时各州共有儒生、文士66人，排在前五位的是兖州、司隶、豫州、青州、益州，吴郡、会稽所在的扬州，与荆州并列第六，有6名儒生、文士[1]，占总数十一分之一，名次虽仍靠后，但比重较先秦已有增加。东晋、南朝时，东南文化发展迅速，江浙学风大盛，建康成为全国学术中心，长江三角洲出现了东阳（今金华）、会稽、钱塘、京口、吴兴、吴县、晋陵（今武进）等一批学风繁盛之地。
江南一带民风也由好武逐渐转向尚文。刘邦在分封诸王时，考虑到江南吴越民风轻悍，如果分封幼子到那里难以控制局面，乃封侄刘濞为吴王，没想到刘濞到了轻悍之地以后也悍了起来，竟然自立为帝，造起反来。到了六朝时，江南风气已与西汉时大不一样，儒生往往宽衣博带，崇文尚雅，甚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世说新语》等书对此有生动记载。这种风气的变化，与江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比较富庶安逸有关，与中国南北政治势力消长也很大关系。孙吴被灭亡以后，江南士人被视为“亡国之余”，在政治权益、社会门第方面受到北方士族严厉钳制，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隋朝建立。在北方士族的压制下，南方士族虽屡起抗争，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选择退隐之路。于是，崇尚武力的价值取向渐为江南士族所摈弃，淡泊隐逸之风开始滋生蔓延，温文儒雅成为新的价值取向[1]。
唐朝是中国南北经济、文化比重变化史上的关键朝代，也是上海地区发展史上的关国时写成的《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按肥瘠程度，将九州土壤分为九等，今陕西、甘肃一带的雍州最为肥沃，列上上等，为第一等；山东、苏北一带的徐州列上中等，为第二等；今上海地区所在的扬州列下下等，为最差的一等，所标土壤种类为“涂泥”，意为土湿如泥。古时排水与灌溉技术不发达，先民无法有效利用沼泽地带的粘质湿土，故认为这种土壤肥力最为低劣。战国时期全国有较为著名的经济都会26个，其中22个在黄河流域，如长安、咸阳、洛阳等[1]，长江以南仅有姑苏等四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繁盛一时，诸子崛起，百家争鸣，但是，从老庄、孔孟到申韩，其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鲁、齐、楚、魏等地。据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名、阴阳五家，共有代表人物124人，其中鲁国最多，46人，其次是齐、楚、魏、卫，各有10人至18人不等，今上海地区所属的吴国排在第十位，也是倒数第二位，仅有2人[1]，占总数六十二分之一。
在两汉以前的文献中，没有什么关于今上海地区居民特点的资料，我们无法知道那时上海地区人与苏州、会稽人有多少差别。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吴越人的特点，应该就是上海地区人的特点。概括起来，这些特点有：
其一，物质生活不贫不富。先秦时期，吴越与中原相比，地广人稀，雨水充沛，气候潮湿，居民火耕水耨，食鱼与稻，衣麻与葛。在司马迁的笔下，这里既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不算贫瘠，也不富庶。
其二，男少于女。《史记》、《汉书》均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男女人口比例为二比五，人的寿命也比中原人为短。
其三，信鬼神，好淫祀，断发文身。断发，即短发，椎髻，不戴帽子。这可能与气候湿热、适应泅水与水田劳动有关。文身，在身上刺刻龙蛇图案，这与对龙蛇的图腾崇拜有关。此俗古已有之，根深蒂固，西周建立之前已经存在，日后成为吴国始祖的泰伯从中原来到江南，也不得不入境随俗，断发文身。这一风俗到战国时还存在，《战国策》等书多所述及，其消失时间应在汉以后。信鬼神，好淫祀，是海滨之人普遍习俗。狂风骇浪，变幻无常，猛兽毒蛇，出没不定，信鬼拜神是人们寄托平安心愿的方式。
吴越人衣着习惯与中原人也不一样。中原人峨冠博带，宽袍大袖，右衽，吴越人则紧身短衣，袖口窄小，左衽。吴越人在中原人眼里，非夷即蛮，不通文化，往往不屑一顾，闻而非之。
其四，习武好斗。《汉书·地理志》记载：吴越之君皆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而易发”。从春秋到六朝，这里涌现过许多战将、斗士、剑客。民间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事类讲武州，6、成都，7、福州，8、西安，9、南京，10、长沙。上海排名第12，第11名是天津。北京最大，有85万人，上海仅20多万。
到1900年，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时，上海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跃居第一。以后，上海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中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个，前10名依次是[x]：1、上海，2、广州，3、天津，4、北京，5、杭州，6、福州，7、苏州，8、重庆，9、香港，10、成都。这时，上海人口已有240万，比第2名广州（160万）多80万，比第3名天津（90万）多150万，超过后4名即苏州（60万）、重庆（52.5万）、香港（52.5万）、成都（50万）四个城市人口总和。因此，从20世纪开始，上海通常被称为中国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
不光是人口，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也在中国城市中居于首位。近代和建国以后30年中上海经济在全国的比重，长期居于首位（参见本章有关内容），1978年以后的十来年中略有下降，1990年代以后又回升上去。1992年，国家统计局、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8个部门对中国18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进行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评估，经过科学的定量分析，上海城市综合实力为全国之首，居第二至第四位的依次是北京、广州、天津。在全国104项评价指标中，上海有34项目名列前茅。[xi]到本书截止的1997年，上海在全国，人口占1.1%，国内生产总值占4.5%,港口吞吐量占18.7%，报纸出版量占10.0%，杂志出版量占6.6%，在校大学生数占4.9%。[xii]
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
近代上海城市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便是近代城市建设的过程。北南相比，宽阔的道路代替了狭窄的巷道，新型的城市设施塑造了崭新的城市形象。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有严格的市政管理，60年代开始有煤气路灯，70年代开始有电话，一度通火车，80年代开始有电灯、自来水。至于洒水车、垃圾车、救火水龙，大自鸣钟，书信馆，地下排水系统，气象预报，卫生条例、违警条例，无不很早就有。到20世纪，汽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有线电台，无线电台，也使用得早而多。在整个中国，上海是市政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各种先进的市政设施，如煤气灯、电灯、自来水的使用，不但远比内地城市早，比其他通商口岸也早得多。以上海与天津相比，煤气的使用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晚清人称赞天津租界城市建设比较先进，便说“俨如一小沪渎”[xiii]，像个小上海。工业和交通方面，除了外商船舶修理厂、航运公司在开埠以后不久便落户上海外，中国政府或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也出现很早。1865年，晚清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军工和造船企业江南制造局诞生；1872年，晚清官督商办的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办；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投产。至于报纸、新型出版业、电报、电话、无线电等传递信息的行业，在上海出现时间都比较早，而且数量多。
多功能经济中心
在19世纪中后期，上海是中国的航运中心、外贸中心、金融重镇，到20世纪30年代，发展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
上海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长江的出海口，恰好在“丄”字型交叉点上。海运发达以后，这种地理条件就转化为港口优势。通过海运和江运，她将沿海与沿江联系起来。通过黄浦江、大运河及密如蛛网的江南水道，她成为长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的枢纽。因此，明清以来，上海便是中国重要外贸口岸之一。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航运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外洋贸易发展迅速，地处太平洋西环航线要冲的上海，成为发展与世界的航运贸易的理想港口。她北与日本的东京、大阪地区，东与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地区，南与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距离都比较适中，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与欧洲的交通更为方便。20世纪初对黄浦江河道进行的整治，增加了港口的深水泊位和岸线，兴建了一批能满足大型航运需要的码头、仓库和堆栈，上海港作为国际性大港口的条件更加完善。
上海在19世纪后期已是全国航运中心。1849年，英商已开辟上海至香港的定期航班。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长江对外开放，北部沿海几个城市开放，长江航运业和北洋航运业迅速发展。1861年英商开辟了长江航线，1862年至1864年，上海有不下于20家洋行经营长江航运。与此同时，上海至牛庄、天津、烟台三口的航运业务发展很快。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旗昌轮船公司，这是外国资本在上海设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群起效尤的有英商公正轮船公司(1867)、北清轮船公司(1868)、太古轮船公司(1872)、华海轮船公司(1873)、扬子轮船公司(1879)。1881年，怡和洋行合并华海轮船公司与扬子轮船公司，组成著名的怡和轮船公司。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是上海第一家中国资本的轮船公司。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已形成远洋、长江、南部沿海、北部沿海等比较齐全的航线，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最大物流通道。到二十世纪初上海已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都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1931年，上海港进出口船舶吨位已名列世界第七。
上海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外贸中心，以后这一地位不断强化，在整个近代都没有动摇过。自1860－190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其中进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在转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方面，上海起枢纽作用。从上海进口的洋货，有70%以上要运到内地其他口岸。从内地运到上海来的土货，有80%以上要出口到国外或运到国内其他口岸。转口贸易地区，以长江流域为主，占60-70%；其次是华北地区，再次为华南地区。至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在全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的地位都处于特大中心地位，其外贸在全国外贸总额中占40%左右，1936年达55%。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值包括转口贸易值为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
在19世纪后期，上海已初步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外资银行方面，自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以后，50年代又有汇隆、阿加剌、有利和麦加利四家英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1860年法兰西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英国的汇川、利华、利生、利升、汇丰等银行相继在上海设立分行。其中汇丰日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银行。此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也相继于八九十年代在上海开办。上海因此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最为集中的地方。民族资本银行方面，1897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办，从事包括发行钞票在内的各种业务。传统的钱庄在上海也一度很兴旺。1860年代以后，上海钱庄营业重心从南市移到租界，1883年初上海共有钱庄78家。由于钱庄经营的内在弊端和缺陷，上海在1867、1873和1883年连续发生金融风潮。最严重的是1883年，因胡光墉投机丝业失败，引发金融危机，导致阜康等六七十家钱庄连锁倒闭。自此以后，钱庄业元气大伤，但发展得较前稳健。
到19世纪末，上海不但银行数量为全国之冠，在中国境内的中外银行的大多数总部设在这里，而且功能齐全，资金融通量大。在1880年代中期，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资金调拨总额中，已占80%。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等一批重要的银行相继把总行从北京移到上海。至1935年，中国共有银行164家，总行设在上海的有58家，加上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上海共有银行机构182个。上海不但金融机构集中，资金也非常集中，据估算，1936年在沪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的营业资力占全国近一半。抗战前58家总行在上海的银行中，有28家在各处开设了629个分支机构和数千个通汇点，将联系和影响辐射到全国各地。
上海在近代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航运之外，沪宁、沪杭铁路于1909年全线运行，联结国内外各大城市的航空线路于1929年以后开通，加上各种近途远程的公路交通，上海海陆空交通全面发展。
与交通发展相同步，上海与国际国内通讯联系发展很快。1871年，第一条国际水线从香港铺设到上海，上海到英国伦敦、日本长崎的海底电线接通，。至80年代，上海北可以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经香港与欧美通报。1884年中国电报总局从天津迁到上海，到1895年上海在国内的通报范围，可以北到北京，东北到山海关，西北到西安，西到汉口，西南到泸州，南到广州。
晚清时期，上海近代工业已有一定发展。1860年以前，外国人已在上海设立十多家工厂，其中14家是船舶修造厂。1860年以后，外资工业在上海发展较快，数量比以前多，规模比以前大，设备比以前先进，性质也由服务型转为服务、生产并存。民族资本工业也有一定发展。由国家投资或以官商合办的工厂有两家，一是江南制造局(1865)，是晚清中国最大的、技术水平最高的兵工厂；二是机器织布局(1889)，后改华盛纺织总厂，为中国第一家大型棉纺织工厂。《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上海外资工业发展迅速。1901年以后，清政府制订奖励工商的政策，上海民族资本发展速度加快。1904年至1906年，上海新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工厂每年有五六家，1907年至1909年，此类工厂每年有一二十家。到1911年，私人资本的缫丝厂由1900年的18家增加到46家，私人面粉厂有7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工业有较快的发展，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化妆品、皮革、火柴、机器等业发展尤为迅速。名闻遐迩的上海企业，很多是在此期间开办或得到发展的，如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从1914年至1921年，福新面粉厂由1个厂变成7个厂，全上海面粉厂总数增加到20个。这种发展势头一直延续到20年代初期。从1912年到1927年，上海开设各类华资工厂近500家。到1930年代，上海工业已占全国半壁江山。据1933年的统计，上海工厂数占当时全国12个大城市工厂总数的36%，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60%。这些工厂的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66%。其中，外国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931年，外国人对上海投资总额达11.1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34%，对上海进出口商业投资占其全部在华此类投资的80%，对上海工业的投资要占其全部在华工业投资的67%，对上海的不动产投资要占其全部在华不动产投资的70%。
近代上海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腹地因素（原料与市场）、劳动力、技术、信息、资金，还有租界因素。这些因素互相影响，共同造就了多功能经济中心。
全国文化中心
上海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中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心，主要表现在文化事业众多，文化人才密集，文化发展的导向性和文化鉴赏的权威性等方面。
近代上海是西学输入中国的最大窗口。整个近代，从1840年到1949年，西学输入中国，大半通过上海。以晚清为例，戊戌变法以前，中国输入西学的机构主要有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九家，其中七家设在上海。全国出版的各种西书近八成由上海出版。从质量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影响很大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几乎都是上海出版的，比如，《几何原本》后9卷、《化学鉴原》、《谈天》、《佐治刍言》与《泰西新史揽要》。戊戌变法以后，到辛亥革命以前，西学主要通过日本转口输入中国，共有95家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其中56家设在上海。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都是在上海出版。
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上，上海也是西学输入的窗口。从煤气、电灯、自来水、电报、电话、洒水车到汽车、电车，从西装、西菜、咖啡、啤酒到缝纫机、电风扇，从公历、星期作息制度到西式婚礼、妇女参加社交、新式体育事业、图书馆、博物馆，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度、警察制度、法庭辩护制度到道路行车规则、垃圾倾倒规定，上海都是西学输入的重要基地。
在文化事业众多性方面，首先，上海是全国出版中心，不但是西学书籍出版中心，也是一般书籍出版中心。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点石斋石印局、同文书局、拜石山房等机构，已在中国文化典籍石印方面，取得惊人发展，著名的有《康熙字典》、《二十四史》、《全唐诗》等，印数动辄数十万册。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异军突起，编写各种词典、读本，销路极广。1925年上海有出版中文书籍的各种书局、书庄、书社共121家，出版外文书的机构12家，有印刷所112家。报刊的出版，更是林林总总，精彩纷呈。其次，上海是中国各种学校相当集中的地方。它拥有一批名牌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拥有国人自办的老资格大学，如南洋公学；拥有一批知名度相当高的中等学校，如徐汇公学、中西书院、中西女中、上海中学。再次，美术、戏剧、电影方面，上海或在全国占据半壁江山，或为主要部分。一部近代电影史，大半本是由上海写成的。至于文化团体之多，影剧演出场所之繁，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有一百几十所，观众席位达十万个以上。
近代上海是全国文化人才最多最为密集的城市。上海在开埠以后二三十年中，已逐渐形成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这些人人主要分布在出版、教育、新闻等文化事业中，到戊戌维新时期，上海新型知识分子已经颇具规模。戊戌政变以后，各地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上海，如容闳在政变后逃出北京后来到上海；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而被革职而南下上海；蔡元培在政变后辗转来到上海。1900年北方战乱，又驱使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进入上海。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定以后，爱国知识分子对清廷的失望达于极点，他们或打算留学日本，或准备到上海寻求发展，又一批知识分子来到上海。据估计，到1903年，上海至少汇集了三千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日后在中国教育、新闻、出版、学术、艺术等方面有所造诣的知识分子，很多在本世纪初都在上海活动过。这批人中产生了许多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律师、政治家等。到了民国时期，上海文化人才更多。
在近代中国，种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机构，往往首先在上海出现，然后推向全国。格致书院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办的科技学校，《格致汇编》是第一个专门性科学杂志，梅溪书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中国女学堂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万国公报》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在上海创办，新剧在上海发轫，中国电影在上海诞生，不缠足会总部设在上海。新式画报，文明新剧，机关布景，艺术模特儿，文明婚礼，综合游乐场，翰林搞出版，进士办报纸，推选市花，都首先出现在上海。
上海文化发展的导向性，更表现于意识形态方面，紧紧追踪世界前进的步伐，率先拉开批判传统的帷幕。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其他地方还处于重义轻利价值观念、君为臣纲政治观念、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伦理观念绝对统治的时侯，上海已开始怀疑重义轻利观念，批判重农抑商观念，批判君尊臣卑、男尊女卑观念。当内地士大夫还在耻于与洋人交接、视学西学为崇洋忘祖之时，上海人已竞相将子弟送入洋学堂，乃至出现进洋学堂要开后门的事。晚清有9个出使大臣出身于京师同文馆或上海广方言馆，其中8人出自上海。上海知识分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批判守旧、鼓吹革新的议论，被公认为维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化运动所以会首先在上海兴起，决不是偶然的。
由于文化名人荟萃，文化机构林立，文化信息灵捷，上海对文化的鉴赏，往往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一个戏班子，能够唱红上海，也就能唱红全国；不能唱红上海，就不能算全国一流。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幅画，一出戏，能够得到上海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很多地方剧种的优秀剧目，都是在上海获得好评以后，再得到该剧种原地认可的。
近代上海文化带有典型的都市特点。戏园、茶楼、剧院、书肆、报馆，鳞次栉比；跑马厅，跑狗场，体育场，游泳馆，高尔夫，回力球，名目繁多，应有尽有，这是城市文化的外观。讽刺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演义小说，持续盛行；京剧、新剧、电影，沪剧、越剧、淮剧等各种地方戏，外国马戏、杂耍，争奇斗艳，各显风采，这是城市文化繁荣的标志。至于烟馆遍于大街小巷，妓院之多甚于米铺，更是这个城市市民文化的病态反映。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缩小了人际空间距离，但拉大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市民不象乡民那样，既是邻居，又是劳动同行，有的还是亲戚，容易相识相知。市民分工很细、繁忙、快节奏的劳动，冷漠、疏离了人际关系，这一特点，使他们与以消闲、娱情为目的的大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传播名人轶事，议论影剧明星，选举市花市树，选举城市小姐……，这些属于市民公众生活的内容，在上海长盛不衰。这体现了文化的都市特点。文化事业发展齐全，网点集中，甚至形成了著名的福州路文化街，文化名人荟萃，与国际、国内文化联系密切，交流频繁，这些，都是城市文化发育成熟的标志。
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中心，与巴黎、伦敦成为法国、英国文化中心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都是一个国家的最大商业城市，不同的是，上海没有巴黎、伦敦那么悠久的文化积淀，也不像巴黎、伦敦那样以政治中心而兼文化中心，没有那么多靠政府用纳税人税金扶持的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上海之成为文化中心，除了人文环境、租界因素之外，主要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从名剧团、名演员、名作家、名画家，到小戏班、小艺人、小文人，数也数不清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都靠市场养活，靠观众、作者养活，靠竞争赢得掌声、名誉和地位，莫能例外。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是这个市场运行铁的法则。因此，近代上海的大学中，没有拥有许多大师级教授如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但上海的法学、商学、财会、医学、职业教育、外语教育在全国都是一流。这也是文化市场运作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