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是海外华人学界提出的一个新话题，一种理解中华世界的宏观文化视域。其目的在于通过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以凝聚中华民族的灵魂，并解决西方现代性弊病。这一国际化的新概念自１９９０年代从海外影响到大陆诗歌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要求在全球化语境下保持民族独特性的本土化文化诉求，同时也与当代诗歌界以维护中华性来批判西方性、用维护传统来批判现代的批评热潮构成微妙的呼应。对大陆诗歌界将中华性本质化并等同於古典传统的观点，奚密等已经做过有力的质疑，在此无需赘言。本人感兴趣的是，借助“文化中国”与现代性想象的纠葛，可以发现近现代以来两岸四地现代诗歌的若干重要关节。
一、殖民历史、现代化经验与国族意识。
无论是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近现代以来屈辱的被殖民经验是共同的。这使得四地诗人对于现代性诗歌的想象普遍濡染强烈的民族感情色彩。在中国现代诗歌实践中，强大的国族意识和文化自卫心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诗歌的气度与视野。
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不仅主动参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而且在文化层面发挥着国族身份的认同功能。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中国”实在是或潜或隐地支配两岸四地现代诗歌建构的“集体无意识”。
二、全球化、现代民主运动与“文化中国”意识。
无论是在文化态度上还是在诗歌观念中，对本土化的强调本身仍是全球化运动的重要症侯，面对来势凶猛、席卷一切的全球化运动，因忧虑地域性文化的丧失而产生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纵览两岸四地现代诗歌的历史，与摧枯拉朽的全球化运动相伴而来的还有现代民主意识的高涨。而且这种现代民主意识又非常奇妙的接通了近现代以来的左翼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中国”这一想象中心周围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诗学表述。从１９７０年代台湾“新世代”诗人对“龙”、“土地”、“草根”等本土文化符号的张扬，到１９８０年代洛夫的“大中国诗歌观”和最近几年大陆“草根性写作”等诗歌命题的提出，全球化运动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观念与视野。只不过，大陆因较早摆脱殖民统治和较晚卷入全球化运动，在文化身份的自我意识上一直较为优越、自信，倒是在现代性方面有更深的焦虑；而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诗人因为政治上的长期殖民统治而产生的与母国主体的疏离感、放逐感，文化断根的危机感和丧失文化身份的焦虑感，要远比大陆来得早、来得强烈，在诗学精神和风格上保守中华民族独特性的“文化中国”命题，也是较早为他们所提出。但是，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大陆受到全球化运动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中国”意识也开始趋于强旺，倒是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已经过了最初的兴奋期，趋于弱化。
三、冷战背景、意识形态与现代性想象
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导致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三地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与想象产生差异。１９４９年以后，依据阶级论观点和自然经济思想，大陆采取“有限现代化”的治国方略，在文化上，非常奇怪的表现为“反现代”、反城市化的或者说“去资本主义化”的特殊性，以强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干预严格限制现代文化及其审美意识形态的发展。传统文化及其审美意识形态得到有选择的强调，所谓“古典诗词加民歌”的道路一度成为大陆当代诗坛的主导诗歌理念。至今在一些诗人和批评家那里仍具潜在的支配作用。相对而言，由于台湾、香港、澳门三地实行的是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制度，三地诗人对现代化、城市病的批判，对现代诗的批评，显然属于（资本主义）现代文化体系内部的自我批评、自我调节。与大陆因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诗学的排斥迥然不同。
饶有意味的是，自１９８０年代大陆放弃对现代化的诸多意识形态限定，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较全面地接受现代化的普世标准以来，出现了非常类似台湾１９７０年代那样对现代诗进行激情批判与重估、检讨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应该有文化中国的理念为其做合法性支撑。但“文化中国”并非一狭隘的地域概念或种族概念，由其导出的诗学命题与现代诗学并不存在本质化对立，对此，人们有必要保持学术上的谨慎。
四、超越“文化中国”与现代美学的诗性可能。
随着现代高科技与都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人类文明渐变为跳跃式的快速演进状态和突变倾向，现代的国家、民族概念开始趋于模糊，传统的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日渐消退，诗歌的存在方式、审美形态和价值观念等也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由于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阶段性差异，影响到两岸四地现代诗歌想象内容的千差万别。例如随着社会都市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世界的把握越来越脱离对语言和亲历经验的依赖，而转向依赖于视觉、影像、形象等；而且，语言或诗歌中的“形象”，也不再完全与明确的现实指涉和生命经验相对应，而只是个体对真实存在状况的想像性模拟或游戏。这种高度信息化、网络化带来的现实虚拟感，在台湾导致近十年来都市诗上升为主导文类。应该是因为这一方面的背景，大陆有诗人批评台湾诗歌缺乏生命感和深刻的内容。而这种批评恰恰是因为两岸文明进程的不同而发生的误读。至于１９８０年代以后，以现实、传统、本土、大众精神为依归的诗潮渐成强弩之末，台湾岛上的“新世纪诗人”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创作出“录影诗”、“视觉诗”“电脑诗”、“海洋诗”等，其在诗歌形式、内容、语言等诸方面进行的大胆探索、尝试，对于大陆诗人来说，则未免难以理解，也还显得过于奢侈。
正如现代性在今天已经被理论家证明是一个带垄断性、强制性的大叙事一样，对于两岸四地的现代诗歌来说，“文化中国”理念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宏大叙事，特别是当它再一次被本质化、绝对化之后。也许，只有在将现代性与“文化中国”都看作是动态的、建构之中的传统与命题时，两岸四地的现代诗歌才有可能超越非此即彼的单一视野，而获得综合并超越于“文化中国”与现代性之上的诗性空间。
参考文献：
①杜维明《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载于《公法评论·儒学专题》。
②［美］宇文所安著，洪越译，田晓菲校，《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与可能性》，载《新诗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月版；
③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④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载《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⑤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
⑥沈奇《从“大中国诗观”到“天涯美学”－－诗人洛夫访谈录》，新世纪华文诗歌国际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现代诗年会材料
⑦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４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