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早就有人预言过“艺术的终结”，也经常能听到文学“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的惊呼；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性”是什么的疑惑与反思，却是新世纪文坛学界的新景观。于是，有聚焦于“纯文学”、“文学自主性”的讨论与争辩，有所谓“底层经验”、“底层写作”甚至“无产者写作”的提出与倡导。
若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看，任何“话语”都不是先验自明、充分自足的，都与某种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会折射出权力社会制度对话语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福柯所言：“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应该说，在关于“底层生存”与“纯文学”的讨论与争辩背后，人们不难看到当下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剧烈变化和交锋，感受到人文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包括现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不同评价。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无论“底层生存”还是“纯文学”，都不是多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在当下中国骤然浮现、聚讼纷纭，却是因为它们连系着新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表现出进一步解放文学、更丰富地介入文学之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它们的讨论与理解不应该导致观念的“倒退”或重新狭隘化，而反倒应该能帮助文学焕发内在的活力，进入深广的境界。所以，虽然“底层生存”与“纯文学”是当代文学场域两端的相反的极点，但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更多的文学的维度，而且，在这样一种理论张力中，文学恰恰有望获得崭新的生长。
本栏目主持人：钱文亮
“底层生存与纯文学”：问题或解决问题？
时间：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５日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７０８室
参与者：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薛 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文亮（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陈 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巫小黎（（佛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赵欣、陈雪康、李洪华、冉彬、张登林（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周洋、赵春、顾巧云、张苓苓等（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一、“底层生存与纯文学”：话题的意义
杨剑龙：“底层生存和纯文学”这个话题比较宽泛。其实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开始就是关注底层的文学，但是在整个２０世纪纯文学跟俗文学从某种角度构成了对立。现在反观五四开始的文学为大众，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向的出发点和最后的效果其实并没有统一。
钱文亮：“底层生存”和“纯文学”表面上看距离非常远，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是当前文学界争论的两个焦点所在。在对９０年代以来的创作进行评价的时候，很多人提到底层的被文学所遗忘，认为底层经验没有得到足够的表现和重视。而对“纯文学”的争论，缘自一些批评家对“纯文学”的不满，以为这种８０年代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是造成当今文学边缘化的主要原因，而所谓的“纯文学”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有一种“共谋”关系。还有一点非常明确的不满，就是不满８０年代以后文学对现实的介入不力，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对纯文学的反思因此就有一个落脚点——希望文学加大对现实关注的力度。
但是，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如果放在以前讲，没人会认为这种反思有多大意义，因为现实生活，就像当年胡风反对“题材决定论”时所说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活，有生活的地方就有诗。但是，对整个９０年代以来的文学不太满意的人，以为它的小家子气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很淡漠，特别是对那些被剥夺、被榨取的底层民众，他们的生活、苦难、他们的命运关注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底层生存的强调与对“纯文学”的反思有着内在的勾连。应该说，这是个比较有张力的话题。
巫小黎：我觉得这个话题实质上是回到了知识分子使命的问题，如范仲淹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样的一个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使命感。
杨剑龙：“底层和纯文学”——基本还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路。因为底层是针对上层的，纯文学是针对俗文学的。我觉得我们整个文学的发展，常常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我记得先锋作家叶兆言在８０年代末写过一篇文章叫《最后的小说》，他也提出小说应该走出实验室，否则就没有读者了，小说就会成为最后的小说。９０年代以后，文学又从先锋走向写实，像新写实、新市民，包括北京的新体验小说——正儿八经的到底层去。还有余华的转变。
李洪华：我认为“底层生存与纯文学”是两个没有必然联系的命题。同样是关于底层生
存的题材，既可以是纯文学的文本，也可以是俗文学的文本。
钱文亮：“纯文学”在新世纪成为一个问题，包括“底层写作”，我们放在一起谈的话，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主要因为文化研究这一新的综合性的超级学科的冲击。文化研究不把文学看作为仅有审美形式的一个自我运转的符号系统，它把文学看作是各种力量各种社会文化机制的一种生产。有了这样的一个视野以后，文学研究就不再局限于８０年代所津津乐道的文学内部研究——形式因素啊，审美结构啊，诸如此类。
这个话题的提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整个的话语风尚的问题。实际上８０年代先锋文学里面、新写实小说里面，例如方方的《风景》，余华的《活着》，已经触及底层生存的问题。但过去大家一般迷醉于叙述方式啊，形而上的问题啊，等等。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贫民生活熟视无睹，虽然这种文学确实存在。例如蔡翔很早有一篇散文，就叫《底层》。写得非常好，但开始大家没怎么重视，被当时的文学视野排除在外了。现在却是谈论底层经验的一个范本。主要的原因，与２０００年后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人权的重视直接相关，例如三农问题、中国批准人权公约和加入WTO。这些原因促成了对底层的关注，底层成为大家谈论的公共话题，社会性的主导话题。这在文学里就有这样的反应。
当然，对底层的关注、对“纯文学”的反思还与学界对左翼文学、社会主义经验的重新认识有关系。孟繁华就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才真正开创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
周洋：关注底层生存和反思纯文学的概念，是因为90年代以来社会现实尤其是农民和城市产业工人命运的急剧变化而产生的，关于这两个话题的讨论也将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感的讨论。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不应脱离底层的现实境遇。
张登林：如果过分强调纯文学对生活特别是底层生活的介入，我们有可能再次陷入文学工具论的泥潭。文学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而文学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二、关于“底层”，关于“纯文学”
钱文亮：话题的提出是希望进行探讨。现在对纯文学的反思与８０年代对文学工具论的反思，其最大价值，就像薛毅老师的一篇文章所讲的：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当年文学拒绝政治工具论，是将文学和政治完全分开，拒绝政治，拒绝社会、现实，拒绝大众，把文学看成一个非常自足非常自律的东西，偏重于文学的内部理解，把这些东西当作文学性的全部。经过对这种“纯文学”观念的反思，使我们在反对文学工具论之后，也不会把它限定为一个狭隘的审美符号系统，使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更为复杂一些，有一种更宽阔的视野，充分意识到文学生产所具有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
根据现代化理论，８０年代对文学的认识来自现代专业化分工运动的影响——它导致了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导致了体制化和知识分子公共性消亡的问题；但现代化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分工非常细的基础上的综合。可以说，对纯文学的反思来自现代化运动的这种综合性的要求。
另外，还有周洋提到的原因，一些特权阶层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对这种现实，文学一直比较沉默，十多年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忧国忧民的传统来讲，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没有把文学和这种大的社会的命运结合起来。
薛毅：把底层和纯文学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谈，这个难度非常大。我补充我感知到的一些背景材料。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去找一下材料呢，第一个肯定会找到李陀的访谈录。也是由他起头，然后在《上海文学》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纯文学和有关文学的介入。这两个相关的就是纯文学好像出了点问题，第二就是普遍感觉到文学介入的能力不强。《上海文学》之后的讨论无形当中变为了一种对李陀的文章的回应。我看到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海的批评家吴亮，对李陀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作家陈村的“小众菜园”网站，就把李陀和吴亮都召唤进去，然后还有一批作家，评论家，例如复旦的郜元宝——郜元宝还顺手把我批了一顿（笑）。这样一个讨论，我发现深入不下去，原因是我们赋予纯文学的概念和涵义完全不一样。我愿意加入讨论的纯文学的概念是８０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不是我认为纯文学的概念是什么样的，而是历史当中建立起来的。然后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这样讨论可能有一个公共的平台，我用的概念和你用的概念互相之间不是完全不一样。
刚才提到８０年代文学的概念，首先它是为了破除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论。仔细分析，它其实的含义就是文学有它的合法性，不听从权力、官僚部门或者党派的指令。不过当时不能这样说。但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文学摆脱权力部门的控制是两个概念。比方说，《国际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它参与到了这样一个斗争当中去，但是我没法说《国际歌》是受权力部门的指令而写作的。当初纯文学的概念是因为说话的不方便而使用的修辞和策略，所以它变成了一种观念，就是文学要摆脱和政治的关系。可这个含义还是指权力部门对我们生活和所有一切的安排。其实这两者也不是一回事。我们每个政党都有它的政治选择，我们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他的政治观念，这种政治观念和权力部门对我们的强制性安排是两回事。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政治这个词恶心，就是把政治这个词和权力部门对我们强制性的安排划等号了。所以我们一听到政治就头疼。这也使我们无形当中“指桑骂槐”，指的是这个，说得是那个。但无形中它分辨出文学领域和政治领域，强调文学要和政治无关，这是纯文学界定起来的第一步。
而第二步，85年华师大一个评论家叫许子东，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三种文学》，引起满堂轰动。他分出三类文学应对三种状况，一种是对应８０年代中国通俗文艺的发展，论通俗文学、俗文学。第二个我记得是社会文学，就是关注社会发生的事件的文学。８０年代兴起的报告文学，刘宾雁，对不对？《人妖之间》这些文章。其他人的概念叫时文学，和时代结合比较紧的时文学。可是很明显，社会文学在许子东看来还是低级的——为什么巴尔扎克式的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必要了？因为有一部分可以由社会文学或报告文学来替代。上师大我知道本科生里当时流行两本书，一本是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本是《百年孤独》。没听说有人在看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文学很大部分是时文学。那么最高级的文学是什么呢？他称之为先锋文学，也就是探索人性、人的生存，探索形而上的困境。很明显，他这是一个纯文学的概念，让我们联想到存在主义的一些词汇：人的存在、焦虑、人的迷惘、现代人的无家可归……这使纯文学和社会、和政治脱离了一回；同时强调了纯文学不为读者负责——因为为读者负责那是通俗文学。这之后，引发了文学界一次大的形式变革，也是85年以后，大家都在讨论，我们文学不是考虑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写的方式和方法问题提出来，当时研究生喜欢读的一种文章是考察诗学问题的，如巴赫金的一些文章，讨论叙事学的，讨论人称问题的，讨论迷宫的，形式性的问题，那是非常好玩的一种游戏。而之后的先锋文学正好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结合。写什么，是写对人性的勘探，一种从上而下的人性的勘探；而怎么写，非常强调叙事的方法，强调形式。
而很有趣的是我们当代文学思潮，到了先锋文学的时候，突然文学的观念和理论停顿下来了。到９０年代马上就转化为本科的教育。非常强调形式主义的，诗学的和那种普遍人性的形而上的结合。这是９０年代以来文学教育非常普遍的一个方式。比如我看到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风景》，他怎么写？——看到具体的人，马上把他概括为一个形而上的人性的问题。这个学生在论文里讲述的是家庭的残忍，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的残忍，把它概括为形而上的普遍的东西。我问他：“你家里是这样的吗？”他说我家当然不是这样的。“但你为什么这么写呢？”他说写当然只能这样写了。很有意思。我发现他被规训了一套思维方式——这几乎是本科论文非常通行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已经和你本身体验脱离了，你根本就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过，我反而在一篇文学的学术论文当中加进去了。这个明确了以后，再去看《风景》里面死去的小孩子的叙述角度。非常强调找到文学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我们可以去统计一下，现当代文学硕士、博士或者本科生的论文，出现率非常高的词就是“人性”、困惑，无家可归的“人性”。这是８０年代的存在主义发展的结果。到这个时候，文学停滞下来了。文学家只对形而上的东西和怎么写感兴趣，而对其他问题一概的不感兴趣。海南的一个杂志《天涯》，搞了一次交流，它请了两拨人，一拨是作家，另外一拨是社会学家。谈论中国当代的一些社会状况。底下作家说，这不是我们文学家要关心的问题，因为文学可以不关心这些，它可以对政治、对社会、对所有的其他人发生的具体的问题不关心，我只关心我们作家心中的一个“梦境”，我们自身内部的一种想象。文学发生的这样一个困境，有必要使我们对文学进行思考。
第二点，底层写作为何被人们发现。我们城市的人是没心没肺的，对农村发生的事情根本不知道。经济学家其实也一样，没有一篇关于农村经济的文章。是社会学家补了这一课，具体的考察、讲述农村，在我们大力鼓吹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农民收入如何降低了，卫生状况怎么样，农村的教育怎么样，一下子就目瞪口呆。这方面达到的成就不是那本书——《中国农民调查》所能达到的。那本书猎奇的心态太强了。我希望大家看的是社会学家谈论的问题。不过文学来讨论那些问题不可能。我们没有能力去野外作业——社会学家的那套方式。可是这样一来我们更加容易关注社会学家所忽视的问题。这个是华师大的王晓明开启的。他到沂蒙山区的一个县，写了一篇文章，非常敏感的意识到一个和社会学家不一样的问题：农民的精神生活。“三农”问题讲述的其实就是一个“钱”，只要我们大力的把钱注入到农村里面去，问题就缓解了。三农问题就是那个农民被作为没有钱的人。从文学角度切入这个问题的话，应该考虑到农村文化问题——农村文化的自主性丧失了。电视进入农村，农村生活几乎是没有了，农村的生活价值是几千年留下来的，它一下子被拔根了。这是最大的危机。
钱文亮：蔡翔写的底层的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一种美德与信念的丧失。
赵春：“纯文学”，按照陈晓明老师的观点，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纯粹的“纯文学”，把这个概念提取出来，好像真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或者只与个人情感发生关联的追求形式技巧的纯文学。纯文学的“纯”，只有相对的在具体语境中才能确认。当代文学并非不关注底层民众的贫困现实，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真实的表现底层，正视他们的悲哀。而不是像当年某些下乡知青返城后的写作，只把乡土作为自己祭奠青春的圣坛。
周洋：关于纯文学，我觉得这里有一种权力关系问题，就是我们从８０年代形成的一种文学观念（纯文学这个模糊暧昧的说法起很大作用）已经形成了一种权力机制。它反映在文学史写作中就是像《平凡的世界》这样重要的小说却被忽视。反映在文学批评中就是我们还延用８０年代形成的文学词语系统。以《秦腔》为例，上海的研讨会中大量出现“史诗”“挽歌”之类的８０年代文学观念的衍生物，而这些词语与这本小说之间似乎并不能很好地契合。这样的一种权力机制还与文学出版、文学教育联系在一起。它一方面突出了符合这种文学观念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非“纯文学”的压制。我觉得反思纯文学有两条路，一条是如薛毅老师所说的探讨纯文学的发生及其构成因素（这正是反思纯文学的过程中做得最多的），另一条就是梳理纯文学如何形成了一种权力机制并且如何影响了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写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倾向。
关于底层生存。首先底层是一个社会学分层带来的概念，吴志峰已经在《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一文中对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故乡的概念。底层是非底层或者说是上层人说的，故乡不是，它表征着言说者和底层在情感上的血肉联系。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些“没有”故乡的也不是生在底层的人如何言说底层？
陈彦：文学的权力机制问题的确影响到如何看待底层经验的书写。在今年的《小说月报》上有一篇叫《卖米》的小说。编选者在交待了小说作者来自农村、已经因为白血病死掉的一些情况之后，给了小说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它可以与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比方说就像巴尔扎克的。它有批判性，有对细节的刻画。但这篇小说对于乡土生活的描写，在叙事上面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它比不上80年代刘恒的，也是写粮食写村民生活的《狗日的粮食》，它也比不上余华的《活着》等。但为什么这个小说得到这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杰作呢？刚才钱老师介绍过一个大的背景。其实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是农民和其他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使知识分子有一种焦虑。从《卖米》这个小说所获得的评价来看，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城市的人，对底层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陌生的。另一个，无非就是想要说明文学写作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底层，底层生活。这个都是合情合理的。但它对底层艰难生活关注的结果，使知识分子获得一种道德上的满足感。所以，当我读完这个小说之后，联系它前面的评价，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李洪华：我从三个方面来圈定纯文学，即叙述动机要是非功利性的反映深刻主题的；叙述方式要是陌生化的；叙述姿态要是严肃的。
最近我在思考赵树理小说为何逐渐淡出纯文学视野的问题。从其作品本身来看，叙述动机是政治功利性的，为了宣传解放区党的政策，反映农村中的现实问题。叙述方式是通俗易懂的，符合农民口味，是写给刚识字的农民看的。虽然其叙述姿态是严肃的，但正是前面两种因素导致了赵树理小说逐渐淡出了纯文学视野，尽管它是表现底层民众生存问题的。
冉彬：在我的理解里，纯文学的概念与雅文学、严肃文学、先锋文学具有相近的内涵。但在快餐文化风靡的今天，纯文学处境的尴尬有目共睹，纯文学期刊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新浪网文化频道曾做过一个调查，要求改变纯文学现状的观点超过了半数；占38.38%的人主张用放弃阳春白雪、贴近老百姓的方法为纯文学寻找出路。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就是不占有政治经济等资源优势的广大普通人群，他们往往属于社会底层。除了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增底层弱势群体还包括：城市下岗工人、部分从事色情业者。他们的生活也最能反映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新变化，最能体现社会转型后出现的丰富深刻的社会矛盾。发生在这些底层弱势群体身上的故事惊心动魄，他们中很多人的遭遇也令人同情，他们也希望有文学作品来反映他们的生活、苦难和命运。
赵欣：我理解中的“底层生活”应该是小民的生活。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出发，我觉得，那些反映了底层生活境况的文本似乎更能获得相对长久的生命力。张爱玲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她将自己放在一个乱世小民的位置上，悉心于安逸一隅的衣食住行，其实是深抵了底层生活的根基。
顾巧云：我不太同意赵欣的说法。张爱玲笔下很多典型的人物比如曹七巧、葛薇龙、白流苏她们是底层人物吗？张爱玲的写作也不属于底层经验的叙述。什么是底层？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是这样定义的：对组织资源（政治权利）、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极低的阶层。
三、“底层生存”：怎样叙述？
陈彦：在这儿，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文学去描写底层的时候，当知识者去关怀底层的时候，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介入？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就有一种书写底层经验的传统。比方鲁迅的作品，还有当代余华的小说，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鲁迅还是余华等人，当他们那么热情的去书写底层的时候，他们的导向是思想和政治的变革，具有颠覆性的力量。当我们今天来探讨底层经验和文学书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的强度？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写出来的小说不过就是《卖米》式的，这样一种平面的描写。它除了给我们带来一些同情和感慨之外，什么都带不来。
杨剑龙：我觉得中国社会的底层文学，常常是上层往底层看的。像五四时期很多写黄包车夫的知识分子。当代从底层往底层看的作家也不是很多。虽然有些作家曾经在底层，一旦通过写作改变了身份、处境以后，再来写底层，可能感觉、思维、观念全变了，和当初写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我们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的氛围中，应该摆脱一种对立的二元思维，用一种多元的姿态来创作来关照。文学创作关键在于作家关照的方式及其情感的基调。他叙写上层也是可以的，但怎样去写呢？如何通过一种独特的艺术，让读者去感知没有经历过没有意识到的生活。
钱文亮：具体谈到底层生存和文学结合问题的话，很复杂，牵扯到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表现底层经验的时候如何和普罗文学、和新写实这些东西区别开来？假如我们抛弃了所谓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念、人性视角的话，我们又该如何描述底层？再回头用阶级论吗?显然不行。我们是否考虑把种族的视角，在中国还要带进地域的、性别的视角等。这些年社会上盛行的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等，需要我们从更多的角度考虑底层问题。这些方面可以和文学史上的文学形态不太一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即使表现底层，但表现底层什么东西？也要思考。还有底层写作的资源、经验问题，鲁迅的、余华的经验，甚至左翼的经验，能否成为直接的借鉴。
巫小黎：也有必要追问那些关注“底层生存”的作家的身份，就是谁在写底层生存状态，又是谁在使用“底层生存”这个概念。像池莉这样的作家，她已经不必再去为“活着就好”的基本生存要求而努力而拼命了，她现在要的是《有了快感你就喊》的及时行乐。
对读者而言，文学阅读从某一方面讲，也是一种经验的复现。我不太相信，都市里那些二三十岁的作者和读者，那些有房有车还有剩米余钱，以时尚、享乐为生活目标的小资，在写字楼里以“月光族”自诩的美女、俊男，会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工、劳农发生浓厚的兴趣！
赵欣：谈到当代作家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大家似乎对余华情有独钟，不过我觉得东北女作家迟子建其实也是一直关注底层生存，始终将自己的写作与她所熟悉的底层生活联系在一起。从最初的《北极村童话》到《白银那》，到《亲亲土豆》，到近年来的《一匹马两个人》，虽然也在文字中给人一种零度的视角，但是穿透文字，我能感觉到作家对其所描写的对象本身有一种天然的认同与亲和，有对底层生活感同身受的经验。这种感情应该就是迟子建文字所具有的强大情感力度的来源。
不过，关注底层生活的写作不应该是为了变成某个群体风光的代言人而进行的写作，不是功利的；而应该是一种带着情感、责任和自我拷问的准备来进行的写作。当底层的生活经验触动了你，使得你的情感浓度达到了饱和，你不得不说、不得不写的时候，这样的写作才会达到文学的高境界。
顾巧云：很多人认为底层写作是从写作题材上来讲的，是叙述底层生存经验的作品，但鲁迅、叶圣陶、老舍、萧红、余华、方方、迟子建等等，这些人的写作是底层写作吗？能把我们已经确定的不同派别的人塞进这个话题吗？又有人说，底层写作指底层人的写作，从写作者的角度进行区分，比如“打工诗歌”。这样划分文学就没有了意义。底层文学或底层写作，或许只是一个激活沉寂文坛的制造出来的新鲜话题。
陈雪康：我觉得底层生存与纯文学之间构不成互动的关系。纯文学对底层经验的表达与书写对底层生存难以产生真正大的冲击力。多数纯文学作家所表达出来的，是对底层生存经验的切割与扭曲。这种文学的想像及其书写与底层生存之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阻隔。像阎连科，自称自己的书是黄书，是黄连一样的书，小说的聚焦点就是底层生存；但是他表达上的妖术化，显然是将苦难深刻化了，深入到了人性的内面。作为底层生存的人，是读不出经验的原汁原味的。这种耽溺式的想像是值得警醒的。
张登林：现代知识分子先天地获得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喜欢在楼上看“风景”。其实底层生活并非全是苦难和悲伤，相对的底层永远存在。底层生活也有它自身的结构体系，底层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信念，也不会只愿作被看的“他者”而乞求拯救。底层生活是动态的，永远处在变化之中。
张苓苓：虽然不少作家是站在上层看底层，但他们毕竟有过底层生活的经历，在表现底层时，虽然加入了一些现代的叙述技巧，但是他至少是关注了。在纯文学越来越走不下去的时候，底层书写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解困的出路呢？
周洋：关于底层叙述，我觉得有以下这种几种情况。一种是人在心在，用竹内好的话说是“在且属于”的关系，如贾平凹的《秦腔》。作者把自己体验为故乡的一员，采用引生的视角来观察故乡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变迁。故乡的变化使他无法继续“商州系列”小说中的故乡观念，这种危机感让他进行了这样的叙述——他的生命与故乡的生命太密切了。另一种是人不在心在。以王安忆的《富萍》为例，作者是淮海路上的干部的女儿，但是她的笔最后却落在苏州河边的梅家桥——富萍告别了淮海路，到梅家桥和底层的青年一起生活，糊纸盒去了。王安忆发现了梅家桥（底层）居民身上一种温暖的东西了，她的心在这里，人却没有。另一种是人不在心也不在。底层是作为某种需要提升到形而上的主题的工具而存在的，比如余华的《活着》。福贵一家的生活并不是作为底层的生活故事而存在的，它服从于一种关于生存的痛感、荒诞感而存在。这种写法特别符合所谓“纯文学”的观念。
这样“人不在心在”的写作需要进行区分，像《富萍》式的写作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对底层的认同感，没有展现底层的历史现实的变迁，如何开掘出这样的写作方式呢？而“人不在心不在”的写作在底层叙述中则需要受到质疑，它并不是真正的关于底层生存的文学，而可能是一种哲学写作。那么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把《秦腔》视为底层叙述的范本的话，《秦腔》式的文学写作有多少作家有条件进行？
（张苓苓、顾巧云根据录音整理，钱文亮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