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中的海派文化发展之前瞻

发布日期: 2007-03-13      浏览次数: 2345  


全球化背景中的海派文化发展之前瞻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外来人口的进入中,在海纳百川多元并存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则成为上海文化的核心内容。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海派”被视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等恶劣品质(1),使“海派”一时成为贬义词。新时期以来,在对于“京海之争”的回溯研究中,在对于海派文学、海派文化的研究中,逐渐为“海派”正名,剔除了“京海之争”过程中的意气用事,发掘出海派文化的特征和价值,拓展出海派文化研究的新境界。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中,海派文化的发展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继承海派文化的传统,汲取域外文化的生机,吸收其它地域文化的长处,使海派文化更为丰富厚实,为都市上海的发展及其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提到海派文化,必然会提及海上画派、海派京剧、海派电影和海派文学等,它们建构了海派文化的独特内涵,奠定了海派文化的传统。著名学者陈旭麓曾经指出:“京派是传统文化的正宗,海派是对传统文化的标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2)这是切中肯綮的。

形成于鸦片战争后上海的“海上画派”,以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等为代表,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继承了中国画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以具有世俗生活色彩的花鸟画、人物画成为海上画派的主要题材,大胆用色、色与墨的融合、写实风格、素描技巧等,形成了个性鲜明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20世纪初,在近代戏剧改良背景中,海派京剧在更新旧的戏剧观念中,关注市民趣味、关注现实生活,充满了世俗色彩,并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采用机关布景、声光化电、连台本戏、模拟写实等技巧与手段,显示出海派京剧的独特性。几乎与世界电影发展同步的海派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摇篮,拍摄出《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等有影响的经典作品,留下了富有生活情趣、充满世俗色彩、洋溢都市风情的海派电影佳作。海派文学在运用现代派的技巧与手法,反映都市人的生活状况与复杂心态,构成其独特的追求与风格,刘呐鸥、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成为海派文学的代表。

海派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影响中,逐渐形成其独特的形态与内涵:海派文化的兼收并蓄中西融合,构成了海派文化的多元化先锋性,在对于域外文化的借鉴中,在对于外地文化的接受中,在融会贯通中构成海派文化的博采众长求新求变的特征。海派文化的雅俗融合关注世俗,构成了海派文化的人文色彩、市民气息,在对于都市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中,在对于都市地域特性的关注中,在继承传统中构成海派文化的关注个体宽容进取的特征。海派文化的平等互利强调竞争,在与商业结缘中追求经济利益,在趋于规范化的竞争中取得市场份额,构成了海派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特征。

海派文化的形成是大都市在开放中不断繁荣的结果,在向西方世界的开放中不断接受域外的文化,在接受现代科学、民主等观念与成果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上海作为现代大都市的开放性,使上海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移民城市,都市的日益发展吸引了外地人口的不断迁入,这也为海派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西方列强进入后租界的形成,也为海派文化的形成注入了另一种色彩,在外国移民入住租界后,外国的管理方式、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给予上海市民以直观的影响,为海派文化的发展加入了某种因素。虽然,海派文化中存在着因追慕新奇、商业气息、市民气息等造成的某些弊端,但是海派文化仍然是推动都市上海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户口制度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其移民城市的特征,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更改变了上海城市对外开放的面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主导下,上海便融入了中国社会的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忽略经济建设的趋势又使上海商业化大都市的特性遭到了削弱。在这样的背景中,海派文化的发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抑制,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春光不再了,以致于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几乎沦落为政治阴谋策划与实施的大本营。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广州、北京等城市,其发展趋势也落后于深圳、珠海、三亚等新兴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的进一步开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上海作为中国经济腾飞的笼头地位得到了肯定,在浦东开发的局面中,上海受到了国内外前所未有的重视,吸引了国内外诸多企业的投资,也不断吸引了国内外人士进入上海。在各种投资的优惠条件、蓝印户口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上海逐渐恢复了其作为移民城市的活力,外国人、外地人的进入,不仅激活了上海市场的消费,诸多人才的进入更带来了上海经济的真正腾飞,同时也为海派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在现代文化学理论中,人们认为影响文化变革的一般因素为三个方面:1、社会生态领域的任何变革都会影响文化变革。2、具有不同文化模式的两种社会之间的任何交往,会影响两者的文化变革。3、社会内部任何演化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劳力分配与专业化要求,社会控制以及剩余分配等方面的演化,均能导致文化模式的适应性变革。(3)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中,在上海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上海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不仅社会生态领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加入了世界经济共同体,这些必然影响着文化的变革。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笼头,这种境况与变革必然给文化的变革带来影响。在加快上海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模式的多种社会之间的交往,必然也影响到海派文化的变革。在上海走向现代化的途中,社会内部也常常有诸多演化,这也必然对于海派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4-2010年)》中指出:“当前,上海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文化建设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促进了上海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孕育着城市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文化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迫切需要先进文化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为城市文化建设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已经构成城市发展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上海的经济飞速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文化建设为经济进一步腾飞提供了保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出了文化动力的概念,认为必须认真研究文化变迁的动态,不能以静止的目光看待文化的发展,要了解某一文化的整体,必须研究该文化的内在动力,他认为文化动力是来自其内部。(4)我们分析了海派文化发展变迁的轨迹,分析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海派文化发展的影响。根据博厄斯文化动力是来自其内部的学说,海派文化发展的内部动力何在?如何促进海派文化顺畅地发展?

回眸海派文化形成与嬗变的历史,面对当下海派文化发展的现实,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进程中,促进海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应注重如下几方面:

一、海派文化的发展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观念,以全球化的眼光和心态接受域外文化,在弘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中丰富海派文化的内涵。

在世界发展的格局中,在上海都市化的历程中,我们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一切以西方为标准,现代化就被等同于西方化,在长期的殖民地社会氛围中,洋奴买办的思想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上海文化的发展,人们常常以崇洋媚外的心态关注西方,常常以妄自菲薄的自卑心理反省批判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中,在上海的建设与发展引起世界瞩目中,虽然我们已不再一味崇洋媚外,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根本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我们常常依然以西方的话语与标准评判中国的现实,我们依然以西方的模式与形态勾画城市的未来。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以全球化的眼光和心态接受域外文化,尽可能地引进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借鉴接受西方文化。在海派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我们仍然应该努力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深入研究中继承与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益部分,在兼收并蓄中西融合中进一步丰富海派文化的内涵。

二、海派文化的发展必须打破大上海排外心态,以开放的视野和胸襟接受外地文化,在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中扩大海派文化发展的视阈。

长期以来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上海都市的飞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上海市民的一种大上海排外心态,在某个时期中上海人常常将外地人一概称为“乡下人”,在惟我独尊惟我独好的自尊自大中鄙视甚至歧视外地人,以致于到上海谋生的外地人往往结成同乡会等团体,以谋求在大上海生存竞争的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海被确定为经济发展的笼头地位后,各地的人才纷纷涌入上海,构成了外地人员在高层次人才与低层次劳动力中占据了绝大多数比率的境况,加上中国农村与农民生存状况的改善,上海郊县的先后转入城区,上海人已很少再将外地人等同于乡下人了,上海的排外心态有所改观,但是在有些上海人的潜意识中,仍然将外地人等同于落后、不开化、野蛮等。在海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中,必须彻底打破大上海排外的心态,真正以开放的视野和胸襟接受外地文化,努力分析研究外地文化的长处,学习借鉴外地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有益经验,尤其注重充分发挥在上海落户和打工者的作用和积极性,在移民性都市中不断融入外地文化的因素,在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中扩大海派文化发展的视阈。

三、海派文化的发展必须打破惟利是图的意识,以人文的精神与关怀充实文化内蕴,在以人为本面向未来中拓展海派文化发展的天地。

由于上海商业化大都市的特性,在追逐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在谋求消费性市场份额中,使海派文化多了一些商业气息,在商场竞争中的惟利是图也对于海派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以致于形成了上海人精明不聪明的批评。在海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中,必须打破惟利是图的意识,反对一切以经济的杠杆来衡量利弊,反对以赢利与否判断功过是非,应强调海派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现代社会的发展日益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现代都市的发展同样应该强调这种精神,将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改善人的精神生活置于重要地位,城市发展的规划、城市的管理条例、城市生态的发展等等,都应该建筑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的精神面貌上,在挖掘开拓上海城市的文化内涵过程中,在构想与建设上海文化的未来过程中,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创造适宜的生态环境,建构和谐的都市社会,努力使上海成为国际上最适宜居住的都市,从而拓展海派文化发展的新天地。

《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4-2010)》中指出:“人民群众对城市文化发展充满着热切期盼,形成了城市文化建设良好的社会基础,并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汇聚中外优秀文化成果,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和强劲的发展动力。上海城市文化的大发展蓄势待发,必须抓住发展机遇,创新发展思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追求卓越的精神,实现城市文化建设的新跨越。”在上海的城市建设日益繁荣中,在加大上海文化建设的力度中,海派文化必然得到长足的发展,在不断弘扬海派文化传统的长处、不断克服海派文化的短处中,不断丰富海派文化的内涵,拓展海派文化的外延,使海派文化真正成为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动力,使海派文化真正成为都市上海的灵魂,在上海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使海派文化也越来越赢得世界的声誉和影响。

注释:

(1)         沈从文《论“海派”》,《大公报》1934110

(2)         陈旭麓《说“海派”》见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第166页,文汇出版社19962月出版。

(3)         4)参见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第136页,第126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8月出版。

   原载《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海派文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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