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是当今世界所有城市、尤其是现代化的大都市最头痛的城市问题之一。同时，作为城市社会学家经常讲到的“城市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它与城市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有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并对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生理—心理—精神状况等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由此成为都市文化研究的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学术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大都市今天的交通状况很可能就是一般中小城市的明天，而后者在研究对策及寻找治理手段等方面也主要是以前者为样板或参照，这是研究与讨论城市交通问题必须以大都市为对象与中心的主要原因。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与问题意识，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与同济大学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研究中心于2006月1月7日在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大都市交通系统中的技术与文化”论坛。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人文学者，来自同济大学、上海市城市综合



交通规划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与管理学者、来自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处、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上海市政局市政管理处、上海市交警总队路政设施管理处、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规划处、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局等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以及来自《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探索与争鸣》、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等学术媒体与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40余人共同参与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分主题发言和自由讨论两场。主题发言由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孙逊教授主持，同济大学智能运输系统（ITS）研究中心主任、交通部公安部“畅通工程” 专家组副组长杨晓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刘士林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刘民钢教授分别以“交通和谐与文明”、“文化在大都市交通系统中的意义”、“双城行——上海与首尔城市交通系统比较研究”为题目作了主题发言。

孙逊教授首先对参与本次论坛的嘉宾表示感谢，然后就论坛的缘起及主旨作了介绍。他说：本次论坛缘起于同济大学杨晓光教授与刘士林教授的一次偶然相遇，当代大都市交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不仅直接考验着都市中各种发达的现代化的交通技术与设施，也间接地测量出一个民族在都市生存中的现代机能与综合素质。这两方面的研究与探讨，由于分属人文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是各自为战的。我们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精神文明建设、规划管理部门之间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在技术与文化之间建立更多的交流与对话机制，以便对大都市交通这个超级复杂系统进行一种整体性的研究与探索。

杨晓光教授对本次论坛所体现的文理、理工交融的重要意义作了极大的肯定。他指出，在人的衣食住行中，“行”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美国交通堵塞情况严重、曼谷90年代发展以后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给我们提出，如何构筑和谐的交通系统，以应对巨大的交通压力的问题。杨教授指出，在我国解决交通问题上存在着四大误区，即决策层的理念有余方案不足、战略有余战术不足、显示度有余内涵不足；规划层的宏观有余微观不足、定性有余定量不足；建设层的重硬不重软、重建不重管、重形不重神，以及管理层的重车不重人、重限不重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并重点就为什么有交通、交通文明是什么、交通文明与城市及社会文明存在怎样的关系、交通文明与文化存在怎样的关系、交通文明如何体现文化、交通科学技术与文化关系、文化如何影响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以及未来呼唤怎样的交通文明等问题作了精彩的发言，提出最终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和谐的交通系统。

刘士林教授从城市化的背景出发，认为交通问题与城市社会的其他方面有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是都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对象。他说，在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时，尽管不同国家、城市的具体做法不一，但殊途同归的是偏重于从技术层面去探求解决之道。但技术不是万能的，城市交通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人的问题与文化的问题。对于都市交通这个超级复杂的系统来说，除了在技术上尽可能地发挥既有交通空间的潜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中国民族文化启蒙的深入与整个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当代市民中各种交通陋习、不文明的行路与驾驶习惯等，在更深的意义上表明，中国这个来自乡村的民族，至今仍然没有学会在城市中行走，没有培养出符合城市规范的生活方式，而这些深层问题的解决，一般也不是依靠交通技术或智能系统就可以解决的。而文化研究的介入，无疑可以为技术专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提供一种更为复杂的、涉及到中国社会与文化许多方面的理性参照系。他还认为，只有在技术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关系，使世界一流的设计技术与高水平的主体文化素质结合起来，才是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交通问题得以在更高层次上获得解决的根本性途径。

刘民钢教授以对上海和汉城城市交通系统的“田野考察”与“比较研究”为基础，重点对两个城市的城市交通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对比，特别是指出了上海交通系统在许多方面存在的差距。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与管理部门的领导的普遍认同。

在论坛的自由讨论中，上海市教委科技处苏忱副处长首先发言，在充分肯定了大都市交通系统既需要有科学的方式与规则，也离不开人文方面的关怀和研究之后，他主要谈了四点意见：一是要在方方面面的实际问题上做全面的理性思考，把对大都市交通系统的问题引入到对文化、对管理的综合性判断上，这样纯粹技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会变得相对容易解决一些。二是充分肯定了杨晓光教授在中山等地做的交通实验是很有成效的实物性探索，要解决大都市的交通问题离不开这一方面的努力。三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影响政府、影响决策层的城市道路规划决定，使他们对都市交通系统问题的认识更合理、更科学、更全面。四是提出文化的重建、改造更为重要。有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特性对城市很重要，因此在很多时候，人文的含义胜过规则、胜过技术和管理的。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在发言中提出了大都市与大都市群落之间的交通应该以铁路还是以公路为主的问题。他说，近几年，大都市圈形成的主导交通模式是高速公路，堵车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虽然东京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火车和轨道交通是其主要交通方式。在中心城市和卫星城之间，也主要是靠铁路，形成以城市铁路、电车、地铁的交通网。这样不仅污染小、消耗少而且载客量大，具有很多的优势。中国选择的美国模式，大力发展高速公路，而不选择日本模式和欧洲模式，他认为是值得反思的。他表示，我们应该学习日本模式，而且汽车工业的发展对未来发展是否具有合理性，仍是值得怀疑的。

华东师范大学陈映芳教授对“汽车消费在中国只具有象征意义”的观点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她认为对车子的需求是文化的选择和理性的选择，因为汽车发展也像自行车一样，有一个由象征性消费到一般性消费的过程，其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引导我们的交通需要，从公共交通、公路到政府的公共设施，都是遵循这一原则而行的。城市的开发，必然要涉及到社区大迁移背后的交通以及各种利益，区域之间怎样平衡利益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是如何从人文上对社区人的出行给予更多的关怀，如何让人出行的更方便，更人性化，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交警总队滕生强高级工程师指出，交通既是门工程又是门艺术，从规划到设计到实施，这是工程上的事情，是技术和科学的，但从理论知识，从设计上，它又有很多的灵感要参与其中，和文化、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离此则失去了交通为人服务的意义。交通这样一个看似技术的问题，实际上牵扯到体制、机制、程序和管理四方面的大问题，这些是都要在人文环境下和社会背景下才能很好地运转的因素，因而交通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要考虑到它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才能够获得理想的效果。例如浦东大道设计前，我们就需要考虑到这条道路是作为什么样的一条路——交通干道还是景观大道。而交通的持续发展，则要以人为本，以文化为内含和需要，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良好背景下，加以机制、程序、规则、管理的需要和保障，才能合理良性地运行。

奉贤规划局李志宏局长在发言中指出，现代交通体现的技术和文化问题，可以归为三点，一是系统性，交通问题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它的解决需要在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来考虑，而不只是只有技术参与的简单问题。比如开车，不仅是有开车技术、要道路畅通，同时也涉及到司机行车道德和文化素养，及个人心理和行为习惯等复杂情况。二是动态性。我们经济经历了一个由低速到高速发展的过程，而道路交通系统的发展也是如此。这其中就有国家战略发展的机遇性，政府决策行为和地方经济发展要求在里面，各种现实需要构成了现代交通发展的动态原因。三是文化性。由于我们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拼命追赶西方，只注重经济效益的发展，以GDP衡量一切效果，造成发展中的文明缺失。没有及早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没有按照程序来做，使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都面临着很多的天 生不足。没有了文化的考虑，光有技术的发展，能促进对社会发展但弊端也很明显，文化的重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在经济建设上，项目的推出，有些就不是按照程序来做，相反的是地方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完全将文化和体制建设的问题排除在外。现在下一步能不能解决好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在于强势政府的行为。做一个生态学的比喻，社会发展好比是树，政府就好比是树干，很多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单从技术上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因此，今后，我们将有待于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有待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提高，有待于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这实质上就是政治、物质、精神，三个文明一齐抓。

同济大学潘晓东教授着重就交通安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交通安全在关于人的问题研究上还不完善，对交通中很多有关人的出行方式和生活习惯、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维传统都没有很好地研究，造成现实交通中的不必要安全隐患和不人性交通、出行障碍等问题。如果将人的因素，将人的文化和心理、行为习惯等人文性因素也考虑进来，这样的交通才会是一个全面的，符合人的需要的交通。这样我们自然地会提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发展综合性的交通，在城市之间发展铁道和公路等立体的发达交通网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注重发展汽车、高速公路。而综合性的交通、高速交通，强调的是为公共交通服务。他还指出，以前我们只注重工程和技术方面，忽略了交通的文化性，过于刚性和技术化，缺乏对人本身的关怀，也就失去了交通为人服务的目的和意义。现在我们研究交通安全，观念改变，注重了对人自身的研究，如我们的交通心理学。而从医学的角度去研究人如何驾驶，他的心理、他的眼睛如何去看周围环境，则有了人机工程学这样的学科。在人文的方面，对于以技术为主的交通来说确实很难切入，但是交通离开了人文社会的环境只会走到死胡同，因此我们现在强调人·车·环境，这样一个更复杂但是更科学更人性的思考角度。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陈卫平从“交通秩序管理中的政治文明”的角度指出，谈到交通秩序管理，政府部门和媒体比较多强调公民遵守法规的问题，认为我们公民缺乏公共秩序意识。这应当说是对的。遵守交通秩序是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但是责任义务与权利应当是平衡的。我们的政府部门在交通秩序管理中也存在着强化公民权利意识的问题。这是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然而我们现在对此并没有引起关注。他举例说，对外来农民工不遵守交通秩序的问题，我们常常以鄙视或无奈的口吻说道：“素质太差，没有办法”；或 者用比较学理化的语言说：“他们还没有学会过现代城市生活”。但另一面，那就是我们的城市也没有学会如何接纳他们，没有充分考虑他们在城市中的公民权利。农民工现在身处城市中，但他们几乎没有享受任何城市居民的权利和城市对于他们的关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对城市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自然是很淡薄的。就是说，漠视他们应有的权利，就不可能激发他们学会过城市生活的自觉性。其实，最近发生在巴黎的骚乱，对来自贫穷国家打工者的生活权利的忽视，无疑是其原因之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协调发展”。我们应当的管理（包括交通秩序管理）举措应当和保护和扩大公民权利相协调，由此走向政治文明。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苏智良在书面发言中指出：世界性大都市不同程度均受到交通之困，此乃现代都市病之一。上海亦然。要解决上海的交通问题，我想有三点尤其重要，一是提高市民素质，要充分利用现代化交通，没有市民的配合是不行的。二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共交通的基础是公路，与发达城市比，上海道路里程还非常落后。三是交通项目设计科学。上海的交通设计，有跟不上日新月异的城市之感。如上海新南站，桂林南路地下立交，却没有做到沪闵路，刚开通已是失败之举。上海有两个相距40公里的空港，但地铁至今未通达，这种规划极不方便市民和游客。同样，即使是公交汽车，也大有改进的余地。

此外，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陈麟辉副处长、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洛秦教授，上海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蔡逸峰副所长、上海市政局市政管理处张孝盘副处长、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规划处董明峰副处长、上海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施晔副处长、《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版主编薄洁萍博士、《学术月刊》总编辑田卫平、副总编辑夏锦乾、《探索与争鸣》主编潘立明、《文汇报》理论部副主任季桂保博士、《解放日报》观点版编辑支玲琳、《社会科学报》副总编段钢等也出席论坛，并就一些交通、规划、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与在场的技术专家、人文学者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本次论坛的最大特色在于为人文学者、技术专家、行政管理单位等提供了一个对话与交流的平台，这对于如何更全面地研究与思考都市交通问题及如何在交通问题上更科学地管理与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