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是上海走向世界城市的成年礼

发布日期: 2010-11-08      浏览次数: 1401

世博是上海走向世界城市的成年礼 如果说奥运是北京成为现代世界城市的起点，那么世博则是对上海成为现代世界城市的确认。 “对上海的评价，也就是对现代的评价。”4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在其位于武定路的家中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直处在中国现代化的前沿，国人对上海的好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现代的好恶。 上海文化研究者、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也表示，上海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引领者，足球、煤气、咖啡馆、路灯等现代事物及许多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现代体制，都是首先在上海落地，再由上海传播到全国的。 “我们追求现代，但现代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好的。比如，对自我权益的保护，发展到极致就会变成自私，这也是国人批评一些上海人的缘由。”倪文尖说。 关于上海人的傲慢与偏见 傲慢、排外、小家子气、斤斤计较、不关心政治、没有闯劲、精明而不高明，抑或是低调、随和、理性、看重生活品质、具有契约精神。对于上海人的性格，外地人的认识总是截然相反。 “我一点也不觉得上海人排外。”在徐家汇的一家咖啡馆里，已在上海本地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到高层的陈瑜对本报记者说，在他眼里，上海人是一个理性、文明的群体，“他们买东西主动排队，在自动扶梯上左行右立。哪怕明明知道你听得懂上海话，他们也会跟你说普通话。”陈瑜出生在四川，曾在广州生活多年，对广州人的不愿说普通话，有很深的记忆。 最让陈瑜感慨的，是跟上海人谈生意无需拼酒，“他们一定会跟你斤斤计较，谈判过程很艰苦，但他们会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和你谈，而不会用灌酒等方式来取得某种心理上的优势。而且一旦签约，所有条件也能得到比较好的执行。”而在外地尤其是北方，酒桌上谈妥的条件，对方酒醒后往往又“忘了”。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包亚明认为，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少数上海人确实存在傲慢、排外的心理。在经济上，这种心理的根源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对全国经济建设的贡献是其他省份不能比的。一个被广泛提及的例子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全国财政收入的1/6来自上海，而上海本身在这30年中，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设。 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变。大量“新上海人”的融入不仅带来了新的文化性格，也带动了老上海人性格的改变。 “‘上海人’、‘乡下人’是一个文化概念。”倪文尖表示，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不仅中国人从五湖四海聚集到这里，外国人也大量涌入。其实，真正的老上海人是松江人、闵行人，而住在上海城里的上海人，是从浙江、江苏、广东、安徽等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迁徙过来的，而今天，住在静安区、长宁区等地的新上海人甚至超过了籍贯是上海的人口。 李天纲则说，城市是一个共同体，不管你在哪儿出生、成长，你搬到了上海，只要认同和融入上海文化，你就是上海人。 把外地人称为“乡下人”曾是部分上海人傲慢的最显著标志。但倪文尖认为，一个能遵守上海规则、认同上海文化的外地人，是不会被称为“乡下人”的，反过来，即使在上海出生、长大，如果不能遵守上海的规则，同样会被排斥。 包亚明认为，今天的上海人也是分层的， “在商业环境中，完全不存在排外的风气；在高端环境中，上海人甚至是少数；但一些日益被边缘化的老上海人是有排外心理的，他们在与新上海人的竞争中落败，排外是他们的一种不理智的反应。” 世博文明：从劝阻“睡衣上街”开始 穿睡衣上街是傲慢之外，一些上海人最被诟病的一种习惯。经过媒体多年的渲染，爱穿睡衣上街几乎已成为上海人的一个标签，全国似乎也只有上海人有这样一种“不良爱好”。但陈瑜笑称，他在全国很多城市见过穿睡衣上街的人，尤其是广州的早晨，穿着睡衣、蓬松着头发、趿拉着拖鞋上街买菜的女人比比皆是。而在夏天的北京，还常能见到光着上半身的“膀爷”，但唯独穿睡衣上街的上海人成为全国的嘲笑对象。 李天纲告诉本报记者，穿睡衣上街或许始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马克吐温来到伦敦，看到所有人都西装革履，一本正经，因此故意穿着睡衣走在街上以示嘲讽，并借以展示美国人的自由精神。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睡衣并非像今天这样普及，在上海也只有中上阶层的家庭才拥有，本身是富有的象征，穿睡衣出门，更是带有炫耀的意味。 为了“文明迎世博”，上海有关部门提出了“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口号。一时间，上海市政府劝阻市民穿睡衣上街的新闻在媒体上被热炒。上海市文明办调研处处长陈麟辉对本报记者表示，市政府并没有明文禁止穿睡衣出门，只是提醒市民穿衣要得体。他还说，睡衣被炒作，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睡衣”这个名字，“其实被大家当成睡衣的那种全棉或绒的衣服，并不完全是睡觉时穿的衣服，更多的是下班后在家所穿的休闲服。” 网友“诺基亚男孩”则在上海极具人气的宽带山论坛发帖说，上海人穿的所谓睡衣，其实就是西方国家民众穿的家居服，“主要是为了舒适、自在”，之所以被鄙视“是因为设计得太难看”。 世博会是提升市民素质和上海形象的绝好机会。为了引导市民文明观博，上海市文明办编写了一本《文明观博200问》，对世博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详细解说。 《文明观博 200问》只是上海统筹全市资源展开的强大宣传攻势中的一部分。据陈麟辉介绍，目前上海已向社会统一发布和配送了10大类共20余种宣传品，包括招贴画 23万套共85万张、各类户外广告牌2773块，另外还制作了公益广告片26部，累计在全市4.3万多个视频终端站播放超过470万小时。 左手海外 右手内地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科考落榜，南归时途经上海。透过上海的繁华表象，他看出“西人治术之有本”，于是购买了大量西书回广东研读。上海之行成为他思想转变的一座分水岭。 开埠以后，上海立即跃升为中国沟通世界的桥梁。不仅电灯、电话从上海登陆，文化、艺术、思想乃至各种体制也是首先由上海引进，然后传播到全国的。像康有为这样在上海吸收新知识、新思想的人，若是列一份名单，几乎可以构成半部中国近代文化史。 对于上海在上世纪前半叶的成就，美国学者、“中国通”白鲁恂在其《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一文中极力肯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仍远远落后于上海。”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广东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走在上海的前头，但上世纪90年代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使上海重新夺回沟通中西的桥梁角色，浦东自身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倪文尖表示：“在美国，电视里一放关于中国开放的片子，必然放浦东，因为浦东代表了中国的开放。” 包亚明认为，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上海与内地之间也存在一种现代与传统的张力，“那时候很多文人不喜欢上海，比如沈从文，他在上海有非常惨痛的经历。他一点也不喜欢上海，他在北京是可以赊账的，但在上海不可以。他觉得上海人虚伪——明明瞧不起你，却又对你客客气气。”在这种冲突中，乡土中国与现代意识的矛盾显而易见。 目前，中国正加速推进城市化，中国文化正在由农村为主体向以城市为主体过渡。 “世博会正好提供了一个契机。” 包亚明表示，如此巨量的海外文化在6个月的时间内集中在上海展演，正好为上海提供了一个吸纳海外文化的绝佳机会，“很多海外文化并不能直接融入中国，而必须在上海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后才能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 另一方面，上海已经认识到在发展上要东西并重，例如虹桥枢纽的建设就是要加强对长三角的辐射。包亚明说：“处理好与腹地的关系，改变过去与内地发展脱节的状况，不仅有利于上海自身的发展，而且产生的价值将不亚于对海外文化的引进。” “在如何构建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方向上，上海是可以大有可为的。”包亚明说。 世博：世界城市的成年礼 2009年，上海实现GDP 14900.93亿元，比上年增长8.2%，而当年香港GDP为16061.55亿港元，折合人民币14334.27亿元，同比下降了2.7%。尽管上海市市长韩正称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优势还很明显”，但在经济总量上超过香港，对上海而言毕竟是历史性的突破。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维对本报记者表示，在中国的封闭年代，中国需要一个窗口与世界接触，世界也需要一个窗口与中国接触，香港趁机崛起，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的今天，内地很多城市已经具备当年香港独有的许多功能。而上海凭借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中央赋予的政策优势，超过香港是必然的。 李天纲认为，在19世纪，上海是仅次于纽约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城市，“那时伦敦、巴黎才刚刚实现欧洲化，而上海已经全球化了。”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上海的全球化优势没有保持下来，“现在世博会正好提供了一个‘再全球化’的契机。” 倪文尖则认为，世博对上海是一场“成年礼”，“上海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了，经济实力也增强了，硬环境已经超过了香港、台北甚至东京。如果说奥运会是北京成为现代世界城市的起点，那么世博会则是对上海成为现代世界城市的确认。” 陈维表示，世博在上海举办，本身就是对上海经济实力的肯定，“世博会对上海的地位、功能、影响等方面都会有较大的提升。但上海应该保持清醒——毕竟在对全球资源的操控上，上海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2010/04/09 17:07:49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编辑：何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