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创作者的代入：从偶遇狄公到”我即狄公”

高罗佩“结识”狄仁杰相当偶然。

二战爆发后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现今的印度尼西亚），荷兰加入同盟国行列。1942年7月30日，同盟国与日本在“龙田丸”号火轮上交换外交官，高罗佩等人仅被允许携带一只皮箱离开日本，而他有限的行李中却有一本清代无名氏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亦名《狄公案》）。

正是这本小说让高罗佩与生活在1300多年前唐代高宗、武周时代的狄仁杰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高罗佩眼中，《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前30回基本符合西方人的欣赏习惯，小说短小凝练，情节架构新颖，描写人物有限，开端并未透露罪犯信息，也无太多荒诞的超自然元素及冗长乏味的道德说教。高罗佩将该书前30回英译后自费出版，居然大受读者青睐且很快收回了成本。

英译版《狄公案》的畅销、对中国公案小说和古代律例的强烈兴趣以及“要向日本朋友展示东亚曾有自己的侦探小说传统，并不需要依赖西方模式”（荷兰汉学家伊维德）的欲望，激发了高罗佩自创狄公案小说的热情。

从第一本小说《迷宫案》问世到其临终前完成的《黑狐狸》，高罗佩一发而不可收，一共创作了17种狄公案系列小说，目前已被翻译成29种语言，在38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对高罗佩来说，小说创作除了是他业余生活的消遣和调剂，还能提醒中国人不要遗忘他们自己的公案小说传统，同时又告诉西方人侦探小说并非他们的专利，中国“宋有《棠阴比事》，明有《龙图》等案，清有狄、彭、施、李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狄公的形象多半是县令府尹，也即地方行政长官，掌管着诸如征赋税、均差役、领军政、保治安、兴水利、劝农桑等大小事务，平决断狱只是其职守的一个部分。而高罗佩恰恰只专注这一部分。他广罗中国古代刑律折狱龟鉴及公案小说素材，将其重组拼装到狄公一人身上，除了赋予他为政廉明、执法不阿、不畏权势、体恤苍生这些清官特征外，又为其叠加了注重事实、亲自侦察、严密推理的西方侦探特质，以其西方人的审美趣味，将自己代入狄公这一人物，重塑了身兼神判与神探双重身份的狄公形象。

此外，高罗佩将汉学研究与小说创作结合，融汇中西法律文化意识，让小众的汉学研究成果走出象牙塔，将其融合于通俗易懂、扣人心弦的小说从而使普通读者喜闻乐见，这种有益的尝试颇具典范性。

高罗佩创新性地将法学与文学、东方与西方文化互文，狄公案小说是对中国公案小说和刑案专书的吸收、转化与改写，两者互为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文学样态；同时吸收与改写活动又兼顾了中西文化的基因，在葆有中国文化独立性的同时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从而又构成文化的互文。

狄公案小说这种跨文本与跨文化的互文性，使中国古代公案文学焕发了新生，也使狄公案小说在异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史上成为一个可供模仿的经典范式。

如若对高罗佩生平作一考察，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的情有独钟，“如果高罗佩有所谓野心的话，那便是想成为一个中国士大夫”（伊维德）。他站在一个士大夫的角度，遴选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无论是文房四宝、书画藏品，还是秘戏图、古琴、悉昙、动物等，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行为的载体或性情的投射，“自古以来，身在雅文化薰习下的文人们，多半是悠游于‘实践’的体认中，甚少从理论的高度去省思雅文化的美学意涵与价值。”这就给高罗佩留出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让他既以旁观者的身份端详庐山真面目，又以士大夫自居浸淫于种种怡情养性的雅致享受之中。

考虑到汉学研究受众较少，高氏又将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和人格品行悉数移植而至狄公身上，在生活中，狄公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诗文翰墨工敏清新；在公务上，狄公为政廉明、执法不阿、不畏权势、体恤苍生，而所有这一切，皆是高罗佩毕生追求的理想，“在狄公身上，我把中国关于公道和文化修养很高的士大夫的传统理想，与我自己关于西方理想公务员的概念结合了起来。”（自传）

荷兰侦探小说家、高罗佩传记作者扬威廉回忆说：“高罗佩在畅饮清酒后的微醺时刻，曾喃喃地对朋友说:‘狄公就是我’。”这便是典型的“代入”现象，很多作家在塑造自己喜爱的人物时，常把自身的外貌及人格特征投射到作品人物身上，思考其想法、行为和感受，让自己跟随着主人公自在游走于现实界与幻想界之间。

高罗佩玉树临风，伟岸挺拔，目光睿智，把他的照片与其所绘的狄公像对看，确实有几分神似。不仅外貌相似，他们还同样博学多才，恪尽职守，在修身齐家治国的同时又歆羡得道高人，时常徘徊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中。

狄公也有高罗佩的一些癖好，闲时兴起，会操缦揉弦、吟风弄月一番；狄公也喜欢女人，有三个相处和谐的妻子，在办案过程中邂逅美丽善良的女子时不免会心猿意马。

不仅狄公，高罗佩还把自己对异性的欲望代入到小说人物马荣身上，“马荣代表我有点缺少道德的一面，在这一方面，对女人的兴趣和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而婚后的高罗佩“对于情感上的探险，既无时间，也无欲望。我的‘低俗的本能’在自己的小说里找到了出路。”

在断案方面，狄公有时会被假象蒙蔽而犯错，有时也因怀疑自己判断有误而心虚恐惧，唯其如此，读者才能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接近生活本真的狄公，而不是被拉上神坛、刻板寡欲的青天大老爷。

由此，狄公不仅深深征服了西方读者，成为他们心目中名符其实的“中国福尔摩斯”，而且也让广大中国读者超越新旧《唐书》对狄公“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的模糊概述，跟随高罗佩重塑身兼神判与神探双重身份，务实笃行而又重情多义的狄仁杰形象。

狄公形象在西传及东归的传播过程中生成出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跨文化传播中一种典型的文化增殖现象。

02 接受者的代入：似曾相识的高氏狄公

高罗佩的“代入”叙事唤起了中西方读者的广泛共鸣。

共鸣与代入虽意义相近，然而从表现形式看，接受者的代入感更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者全身心融入到角色之中，形成“我即是他”的阅读/观看体验；或者唤醒文化记忆，与小说人物一起感知和回忆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产生一种形而上的文化乡愁。

高罗佩的目标读者群是西方人，如何让生活在截然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这些读者对《大唐狄公案》产生代入感呢？

高罗佩的策略首先是抛弃中国公案小说中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等功利性书写原则，摒弃中国传统说部中的怪力乱神和超自然情节，以取自三言二拍、《棠阴比事》《龙图公案》《九命奇冤》等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素材为基础，通过合理想象和艺术加工，并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和人物形象，使狄公故事兼具传统公案小说及西方侦探小说之优长。

高罗佩在狄公案小说后记中如实说明故事素材的来源及从西方侦探小说中汲取的灵感，如“《铁钉案》中古董商潘丰妻子的无头尸案取材于《棠阴比事》”，“参军洪是忠实的‘华生医生’（福尔摩斯的助手）”等等，不一而足。

而从小浸淫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打造的扑朔迷离的侦探王国中的西方读者，在高罗佩狄公案中找到了福尔摩斯和波洛探长的东方同侪——学识渊博、极具才干、富于人情味的神探狄仁杰，其兴奋和激动可想而知，正如伊维德所说：“我在中学时曾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狄公案小说”。

其次，高罗佩在狄公小说中嵌入东方古国的异质文化来引发读者的好奇心。

小说处处在向读者介绍中国古时的刑法制度、官衙公例、文物典章、世情风俗、器物服饰、宗教信仰、城市布局，可谓中国文化的万花筒，且被以引人入胜的方式穿插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使西方读者在追索悬疑情节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因此，在这个意义可以说狄公案小说为伊维德等汉学家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学术之门。

最后，为了唤醒读者的代入感，高氏十分注意与他们的互动，并根据读者的建议调整故事情节及叙述方式。

“当我对早先写的小说的评论和我收到的信件（包括中国和日本朋友寄来的）进行研究时，我注意到了许多读者觉得故事人物太多，读这种书使他们感到头疼，按照中国章回小说形式设计的双行对偶标题也有点夸张。因此，我决定以另外的形式创作由五部小说构成的第二个狄公小说系列。狄公办案时，我仅安排一个助手陪同，同时尽量减少其他人物的数量。我还决定去掉每章的标题，对开场白的段落进行了修改，使其直接与故事本身衔接。”

有效的互动不仅增强了读者的代入感，而且激发了一些人仿作狄公案的热情。

欧美先后出现了三位仿作高罗佩狄公案的读者/作家。最具影响力的应为法国历史及侦探小说家弗里德里克·勒诺芒（1964—），他从2004年至今，已陆续出版了《朝臣官邸》《厨子之死》《用于谋杀的中医术》《黄河谋杀案》等20种以法文撰写的狄公案系列小说，在法语读者中颇受欢迎。勒诺芒在研究中国唐史唐律的基础上，模仿高罗佩以侦探小说展现盛唐文化的精粹，并严格遵守高氏设定的时间轴叙写此系列小说，最可贵的是这一创作活动仍在进行当中。

另有荷兰扬威廉创作了剧本《狄公鼓琴》，该书英文版1998年在美国出版。扬威廉是高罗佩的崇拜者，曾为高氏撰写传记《高罗佩：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高度赞赏高罗佩对中国素材的改写：“狄是历史人物，狄公案小说也集中了历代决狱比事，那么高罗佩是否还具原创性？答案是肯定的，他基于精深学术研究的超人智慧、精心营构及创造力无人堪及。”

还有美籍华裔作家朱小棣模仿高氏书写风格创作的《新狄公案》于2006年在美国出版，2010年法译后又于巴黎出版，并在法国历史侦探小说大奖赛中获奖。

作者在序言中特意提及其创新狄公断案故事的写作经历：“当我开始像高罗佩那样着手整理中国古代断案材料时，不禁由衷地赞叹他那老到的艺术家眼光——因为几乎所有最适合于改编的故事，都已经被他取材编入小说。我当然不能吃别人咀嚼过的馒头，于是只好耐心挑选未经用过的原始素材，陆续点缀自己的新篇。”

由此观之，高氏之后半个世纪，勒诺芒、扬威廉等洋人巧妙吸收中国公案和历代刑案专书养份，以中西混血的狄公故事进一步延续其“来世生命”， 朱小棣则直接承继高氏衣钵，开始新一轮对《棠阴比事》的改写，再掀中国古代比事文学西语化、小说化的高潮。

上述不同作者、不同时代的狄公故事最初皆得益于中国古代公案及决狱文学，在西方语境下重构以迈上跨文化之旅，有的最终又回归其原点从而真正实现了文学的双向旅行，推动了中国公案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真正接轨。

此外，高、朱二先生的狄公案小说在回归中土的同时亦把西方的法治观念、文化精神带到中国，经过重组、改写后的狄公案反过来又影响其最初的文化原点。

故文化的影响亦如文学的旅行一样决非单向、静止的，而是多向、流动的。相信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只要有异质文化的存在，这种双向或多向的文学之旅及文化交融亦将长盛不衰。

而《大唐狄公案》当然更能唤起中国读者的代入感。

上世纪70年代末，学者赵毅衡便将高罗佩及其狄公案小说介绍给当时的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陈来元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生胡明。陈来元惊诧于这部“描写中国人、中国事，播扬中国古老历史和悠久文化传统”的皇皇巨作居然在中国鲜为人知，为弥补这一缺憾，他召集胡明、赵振宇、李惠芳等同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着手翻译《大唐狄公案》。

“《四漆屏》作为首篇试着译出并首先在《天津演唱》杂志上连载后，立即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极大关注……此后，全国各地的多家杂志社、出版社纷纷来函约稿，有好几家则派人专程赴北京登门找笔者‘争稿’，弄得我们翻译此书也成了‘欲罢不能’，故也只得‘一发不可收’，一干就是五年多。”（陈来元）

陈胡本《大唐狄公案》于上世纪80年代陆续中译出版，行销中国40余年而不衰，可见中国读者对高氏狄公案中译本的高度认可。国学大师南怀瑾曾大力推荐此书曰：“这书很好，值得一看。高罗佩很了不起，虽然是外国人，但比很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种认可不仅是对高罗佩以大家手笔营构的中国文化场域和狄公形象的代入，更是对公案文学传统不仅并未消亡反而在高氏笔下获得新生的额手庆幸。

可喜的是，陈、胡等前辈中译《大唐狄公案》的工作又有了年轻的传承者，2000至2003年间，台湾脸谱出版社推出繁体字版高罗佩《狄公案》16册；2021年，张凌所译《大唐狄公案》第一辑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除译本外，《大唐狄公案》的影视剧改编也异彩纷呈，成为中国影视业中备受关注的IP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