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创刊于2016年，是一份致力于上海城市史、中法关系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非CSSCI来源辑刊。最初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主办，后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续办。自创刊以来，先后出版4辑。第五辑也于2023年12月面世。

《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常设栏目包括专题论文、都市文化、人文遗产、人物研究、新史料、文献目录、口述历史、读史阅世、研究综述、圆桌会谈、书评、学术动态等。除与法租界及中法关系直接相关的议题外，也欢迎包括城市史、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投稿，刊物尤其欢迎研究综述与新书评论等选题。《上海法租界史研究》不论职务、职称，以稿件质量为唯一录用标准，尤其欢迎高校博硕士生投稿。

投稿邮箱：jiangj15@shnu.edu.cn

目录

特稿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翻译出版的前前后后/马长林

我了解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编辑出版始末/李志茗

 专题研究

无果而终：战时上海重建孙中山铜像研究/曹宇

近代广州湾租借地天主教传教活动述论/何斯薇

法租界慎成里史事初探：以城建档案资料为线索/曹伟

 都市人文

抗战岁月中的南洋模范中小学/施扣柱

“大教联”在“八仙桥青年会” /陈占彪

近十年广州湾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吴子祺

 读史阅世

我所接触的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教授/马军

 新史料

法国国家档案馆海外部所见共产国际、中共及东南亚共产主义团体 在上海的活动/王瑶 译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员录》（四）/陆烨 整理

 书评会讯

租界史研究的新视角 ——兼评《在中国的银行业》及《近代天津日本租界研究》/杨涛羽

数字人文视野下的上海城市景观研究——读《繁华之始：上海开埠初期租界地区洋行分布与 景观变迁1843—1869》/陈佳伟

近代中国民间工业探索 ——读《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周琦

边疆视角下的威廉·麦克尼尔东欧研究 ——以《东欧：草原边疆1500—1800》为例/吴佳奕

《知识、权力与网络：近代中国转型中的精英群体》/ [法]安克强 著  蒋杰 编译

《申报》创刊150周年纪念座谈会综述/周琦  陈佳伟

我了解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编辑出版始末

（李志茗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1年11月，由上海市档案馆组织人手翻译的大型珍贵租界档案《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算得上是当年上海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一时引发多方的兴趣和关注。有专家高度评价：“《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出版，具有文化积累的意义，表明进入21世纪的上海，能够以开放、自信、豁达的心态看待历史，它所提供的大量新发掘的档案史料信息，将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上海近代史、社会文化史、翻译史及多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对当代上海建设新的国际性大都市将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邹伟农：《〈工部局董事会回忆录〉出版》，《中国档案报》2001年12月13日，第2版）的确如此，该书问世后，影响深远，发挥作用不小，效应非常明显。幸运的是，本人曾是该书责任编辑之一，对该书取得的成功与有荣焉。

这套书与我颇有缘分，在我未成为编辑之前已参与此书的编校工作了。那是2000年底，我博士三年级，一边紧张地撰写博士毕业论文，一边到处求职。当时高校定编定岗，基本不公开对外招人，自己没什么门路，简历投出去如石沉大海，只能作罢，刚好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为古籍社）有认识的人，于是前去应聘。其时，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是事业单位，但按企业的做法要求我先去实习。10月下旬，我正式去古籍社二编室实习，每周两天，具体看什么稿子已记不清了。大概到了年底放寒假，我的实习也就结束了。本以为接下来我可以安心写论文，等论文写完，顺利答辩，就可以上班了。哪知道过年后的2001年2月，古籍社又要我去实习，每周三天。为什么比上次实习多一天，是因为二编室接了个重大出版任务，人手还不够，因此紧急叫我去帮忙。这个重大出版任务即编辑出版《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一部完整呈现上海公共租界(包括其前身英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董事会历次会议召开情况的会议记录，内容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稿，后期为打印件。从1854年7月17日工部局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到1943年12月17日工部局解散前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历时90年之久，体量非常大。为了出好这套书，古籍社拟采取影印和排印相结合的方式：原文影印部分不需要审稿；译文则排印，因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一，体例也不一致，需要编辑审稿，每人领取几年的稿子分头去看。我被安排在出版社6楼一个二编室的办公室里办公。办公室还有两人，一个是二编室编辑，另一个是出版科的技术编辑，他应是被借调来做《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技术工作的，但也参与看稿。

应该说最初的译稿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大家都有这个看法，但具体怎么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人自行处理。就我来说，除了错别字外，碰到语句不通顺，读了后不知所云之处，就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句子理顺，有时不免要调整文字顺序，改动稍多。一次那个技术编辑看到后，对我说：“你胆子大，敢去改稿子！”可见，他是尊重原稿，基本不动，但他不是专业文字编辑，有可能只是个例外。

第二次实习期间，我主要任务是审《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稿子。大概也算个主力，因此到4月底，二编室领导终于表示愿意接收我，这样我的工作便有了着落。而上一次实习，领导认为我所学中国近代史专业非编辑室所需。所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这个出版项目对我来说是个福音，不仅提供给我第二次实习的机会，历练我的编辑能力，而且直接把我推上编辑岗位，从事编辑职业。实习之余，我也抓紧撰写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我送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被列入《新生代学人丛书》出版。

2001年6月底毕业离校后，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租住在长宁区政府下属房产公司的一处公租房里，位于仙霞路471弄12号。上海市档案馆坐落于仙霞路326号，离我租住地方不远。本来在古籍社和档案馆之间充当信使的另有其人，现在我住档案馆附近，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不时来回于出版社和档案馆之间，充当骑手“送快递”。

我是7月16日去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报到的，因为《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拟于年内出齐，时间很紧，实际月初我就提前上班了。7月10日下午，我奉命从古籍社送书去档案馆，并从档案馆拿回一些《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稿子，第二天送古籍社。这是我第一次去档案馆，与我对接的是一位精瘦的老大姐，感觉像退休返聘人员，我只知道称她为杜老师，后来才搞清楚她名叫杜志杰。这之后，凡事关《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我只与她联系。统计起来，从第一次7月10日到最后一次10月15日，我与杜老师共见面12次。其中，7月份3次、8月份6次、9月份2次、10月份1次；除第1次和最后3次外，都是取经杜老师等过目的校样。倒数第三次的9月7日，我去杜老师处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附录，附录共两部分，一是《工部局机构名中英文对照》，二是《工部局雇员职衔名中英文对照》，加起来10页左右。倒数第二次的9月20日是我在检查一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校样时，发现缺了2张会议录英文原件，找杜老师复印补上。最后一次10月15日是古籍社的印刷厂发现几张会议录英文原件不清楚，我联系杜老师重新复印提供。

总之，在初为编辑的前4个月里，很多时候我是处理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有关的事情，前3个月主要在古籍社里，除联系档案馆外，我读自己所审几年译稿的校样。此外，还要帮二编室的一位同志读他负责的部分，更重要的则是为《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进行分册。由于复印的会议记录原件须贴在特制的空白纸张上才能影印，因此首先需要进行一番估算，再进行分册。8月22日，我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分成26册。由于统计时有遗漏及个别分册过厚，两天后我在原有基础上又重新分册，最后确定为28册。册数和页数构成如下：第500至599页的2册，分别是第12、26册；第600至699页的11册，分别是第2、5、11、13、14、15、18、19、24、25、27册；第700至799页的11册，分别是第1、3、6、8、9、16、17、21、22、23、28册，第800页以上的4册，分别是第4、7、10、20册。基本以六七百页为主，厚薄相差无几。册数分好后，就据此将每册的会议录原件及译文校样拼在一起，重新编码，然后发到印刷厂印刷出版。因进度不一样，哪一册先好，便先处理下厂，以加快出版进度。9月底，一些样书已印出来。从此时起至10月，我多次去位于虹井路的古籍社印刷厂检查样书，每次也都能发现一些问题，及时解决。11月5日，我最后一次看样书，历时10个月左右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出版任务大致告成。

以上就是我了解的相关情况。作为一个中途加盟且是刚入职的新编辑，我懵懵懂懂，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虽然，我不是很清楚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个重大出版项目的来龙去脉，但对待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尽量保证出版质量。因此我所写只是一面之词，琐碎单调，却是自己经历的过往，真实而具体。

2002年1月31日，二编室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审稿费，我领得1800元。至此，我才知道《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原来是个额外的出版项目，参加者可领取相应报酬。除二编室全体编辑外，也请了其他人员参与，有社里的，也有社外的。我何其有幸，刚入职就拿到一笔不小的收入。不仅如此，《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也为我们带来出版方面的荣誉：2004年，该书获评上海图书奖（2001—2003）一等奖。对我们二编室而言，可谓名利双收。这大概是一部好书应该有的样子，能带来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惠及很多人。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历时90年，不仅全部会议记录保持完整，而且历经近代社会多次变动，作为整体仍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其中有许多人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付出了不懈和艰辛的努力，需要大大的感谢。收藏这份珍档的上海市档案馆的决策者们也极有远见，未雨绸缪，组织翻译，充分让一批有外语专长的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使这套宝贵资料能化身千百，服务更多更广的人群。他们的勤勉敬业也值得大家铭记。

（文章来源：《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