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到‘二战’——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海报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十周年。为进一步推动与深化抗日战争研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8月24日至25日，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了“从‘抗战’到‘二战’——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中、美、日、韩的近50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就“中国抗战史”与“世界二战史”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

“从‘抗战’到‘二战’——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齐超儒 图

     研讨会分主旨报告和分论坛讨论两部分。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余子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士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四位专家应邀做了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中，苏智良教授作了题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饶家驹与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称饶家驹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苏智良教授认为，饶家驹在上海南市设立安全区并成功救助难民的“上海模式”，促成了南京、汉口和广州安全区的成功设立。1940至1945年，饶家驹在法国救助难民，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他又飞到柏林，去救助敌国的难民。他曾试图复制上海模式，建立一个欧洲安全区，但没有成功。

        苏智良教授指出，饶家驹的理念更促成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1938年，饶家驹创办的南市安全区被国际红十字会视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并通过了《安全区决议》，仿照上海南市安全区来建立其他地区的安全区。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饶家驹在中国建立及维持安全区的举措载入了公约，这个公约就是饶家驹模式的延续。现在，共有196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余子道做了题为《苏联出兵东北对日参战再评析》的主旨报告。余子道指出，美、苏、英同盟国政府的战略谋划，首先置重点于欧洲战场，先行解决欧洲问题；在基本歼灭欧洲法西斯后，再合力打败日本，并为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安排预做准备。随着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转变。“战场转移”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在这一过程中，美、苏等国各有谋算。可以说，《雅尔塔协定》的确立是美苏力量暂时均衡下彼此妥协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两个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着中国进行的一次政治交易，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士华做了题为《抗战研究七十年：成果与问题》报告。高士华称：“我们应该将抗战史研究放入一种更宽阔的世界视野中。不能只是自说自话，还应该让中国观点为其他国家所接受。”面对今天抗战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高士华建议：第一，要做好抗日战争研究的顶层设计，合理规划抗战史的学术研究与资料挖掘工作；第二，广泛、深入地收集国内外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史料，注重外文资料的收集和国内档案的整理、出版；第三，建立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共同体，坚持学术活动的常态化，避免“扎堆研究”和“起哄研究”。第四，改变大众传播媒介和互联网上“学者不在现场”的状况，鼓励发挥学术成果的“溢出效应”，让学者走到前台，做好纠偏、正名、批谬等工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就1939年欧战爆发的中国意义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观点。马军认为，二战爆发后，中国虽然身处远东，但作为同盟国一方的重要国家，与欧战爆发及其随后的进程有着密切关联。贫弱的中国要想求得生机，除了中国军队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还必须谋求国际力量的支持。在马军看来，中国抗战以弱抵强，坚不投降，付诸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固然令人敬佩。但也必须要承认，当时的中国毕竟还是一个非工业化国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主要盟国和欧洲战场的权重关系，必须予以忠实、准确的估计。马军指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做中国抗战史研究，如果缺乏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就不足以客观、公正、透彻地理解抗日战争。”

        此外，研讨会还设置了“抗战中的国际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与中国”、“抗战专题研究”、“战时科技与变化”、“战争与都市”、“战争与乡村”、“战后问题”、“历史书写”、“战争记忆”等九个分论坛，研讨会期间，学者们将会从各主题、各角度对抗战史与二战史展开深入研究与探讨。

新闻链接：

澎湃新闻：二战爆发八十周年，“抗战史”与“二战史”研究如何开展_文化课_

政协头条:“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